1945年9月，以赛亚·伯林开始访问苏联。当时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还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当他拿到去莫斯科签证的那一刻，心情既兴奋又有些惶恐不安。自从1920年他们全家辗转流亡到伦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还从没有踏上过这片广袤的土地，心中自然对这段旅程有所期待。但他的担忧也显而易见，他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印象还停留在童年时期革命的***、杀戮，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上面。而且这个时期的苏联风传到国外的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屠杀无疑更加剧了他童年时期对恐怖事件的印象，乃至于他终生对恐怖主义无比讨厌。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伯林一直做着被捕的噩梦，他无法预知到这段旅程会发生什么。
　　
　　当时身为外交部官员的柏林还身负重任，根据上面的指示，他要在这次访问之后上交一份关于苏联整体局势的观察报告，主要用于分析二战后美英苏之间的利害关系。但是等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才发现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机会能够深入探究这个国家的内幕，所有他见到的人都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怖心情，不敢谈论时事政治。他除了在大使馆办事处分到了一张桌子，每日准备一份报纸的新闻摘要之外，基本无事可做。而且这个时期看到的报纸基本都是大同小异的口号，千篇一律的内容，令人压抑单调的图片，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揣测到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后面是血淋淋的现实境况。经历过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俄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变得噤若寒蝉，不再有人敢于尝试新的思想上的骚动，入眼处皆是死水一潭的顺从。1939年斯大林虽然停止了各种迫害活动，但是俄国文学和艺术所表现出的境况“就像刚刚遭受过轰炸的地区，只有几座像样的建筑还相对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经荒无人烟、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像我们熟悉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等不是被（自）杀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除了那些政府碍于拥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诗人能够存活下来，剩下的那些人只能依靠对权威的卑躬屈膝苟活于世。伯林记录下来这些印象的时候，已经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但是在他的回忆中，苏联的那种印象一如既往的深刻而清晰，他看到的每个城市都像一个个孤零零的墓地，没有一丝生机。也正是在这种阴郁、羞耻和恐怖的氛围当中，他在偶然的机缘中得到了拜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机会。
　　
　　经历过大清洗之后的俄国文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基本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一些都是跳梁小丑一样的歌功颂德的二流作家。但是当伯林得知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还活着的时候，他心中的惊喜无法言喻，对他而言，这两位诗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化身，体现了过往岁月里的艺术繁荣。他去拜访这两位“大人物”的经历被我们这些后来人无数次传诵，甚至已经有了几分朝圣和聆听神谕的意味。很难准确估计出这两位诗人对伯林以后的思想历程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毋容置疑，伯林的一生始终都在寻求着天才人物对自己的肯定，他以后身上的那种独特的俄国气质、英国风格和犹太习性巧妙地融合于一身，改变了他一生研究和思考的方向。在英国的牛津岁月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这些人都曾经称赞过他的价值，但是在俄国的这段与这两位天才诗人交往的经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重要。在写于1958年的一篇评论中，他提到帕斯捷尔纳克时说：“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无人敢否认他是一位天才的抒情诗人，即便是他那些在政治上或个人方面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只要存在就仍然对有文化的俄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产生深刻的道德影响。许多人只是通过传闻知道他的成就，但把他视为世俗的圣徒和殉道者。他始终不顾可怕的压力而忠于自己的信念和艺术，而其他许多作家则在这些压力面前屈服了。”
　　
　　1945年伯林去拜访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这位诗人生活在苦闷之中，他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合作，这种妥协的羞耻感以及对许多朋友无能为力的负罪感纠缠一起长期折磨着他的思想。他们之间的交流因为灵魂的契合，对俄国命运共同的担忧以及对身为犹太人身份的异化的关注而愈加深入。随后的几次拜访中，伯林也获知这位作家正在创作一本关于“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革命和战争中的命运的小说”。十一年后的1956年，伯林携新婚燕尔的妻子到莫斯科度蜜月，再一次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尽管诗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已经结束，俄国貌似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是对一个独裁政府而言，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迫害并无多大区别。也正是在这次拜访中，帕斯捷尔纳克谈起他已经完成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早已对在他的祖国出版小说不报希望，因此他委托伯林希望能在国外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火去焚烧，去摧毁人们的心灵”。伯林劝阻他为家人和自我安全的考虑，最好放弃这个念头。作家变得勃然大怒，他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已经和他的儿子们谈过，“他们已经做好了受罪的准备”。伯林在他的坚持之下，最终答应将他的小说做成缩微胶片带出国境。1958年，《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随后作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已经熟知，迫于政府的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被开除了作家协会，1960年郁郁而终。
　　
　　谈论起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几次交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显露出更为微妙的成分。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中，阿赫玛托娃留给伯林的印象是一个“悲剧中的女王”，举止从容高贵，具有天才般的自负，女王般的傲慢，偶尔还会流露出深深的忧郁。他们彻夜长谈，背诵诗歌，回忆往事，指点俄国文学，甚至还谈到文艺复兴。伯林完全被阿赫玛托娃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阿赫玛托娃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她表现得非常英勇。她从未公开地，或对我私下地说过一句反对苏联政府的话。但她的一生，如赫尔岑描述俄国文学状况时曾经说过的，在不断地对俄国的现实进行控诉。”这位女王对伯林的影响终生可见。1945年12月年回国后，按照原本的要求伯林要写一份对苏联的观察报告，但是他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用来写俄罗斯文化的整体状况，这就是收录到《苏联的心灵》中首篇文字《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很显然这是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影响，用《伯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的原话说就是：“它相当于一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化史，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1949年伯林已经决定放弃哲学研究转向思想史研究，他开始对俄国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阶层感兴趣，他整理出的别林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思想脉络，把他们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见证的代表，提出了作家应该捍卫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思想——这样的一项研究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俄国思想家》一书，这本书同样受到了阿赫玛托娃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的感召。在伯林著名的“自由的两种概念”即他提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的时候，同样能发现阿赫玛托娃的影子，因为正是通过对那个极其恶劣时期下女王一样的诗人的拜访中，伯林意识到了个人的天赋即使处于最不自由的逆境之下也仍然可以开花结果：“自由与其说是人类兴盛的必要条件，倒不如说是偶然条件，就像知识对于人类的兴盛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赋予过人们自由，而自由也并不总是让人变得更好。”对消极自由的概念，还有比这种解释更为恰切的么？
　　
　　也许我们会以为简短的几次拜访不可能对伯林的思想发展历程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但是千万不要错误估计伯林与这两位诗人见面所起的作用。1965年，伯林说服了牛津校方授予阿赫玛托娃荣誉学位，他们终于在一个自由国度中会面。正是在这次见面中，阿赫玛托娃告诉伯林那个传闻，也就是斯大林曾经因为伯林拜访过这位女诗人而大发雷霆。她甚至确信正是由于她和伯林之间的交往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也就是他们的会面改变了历史，伯林在多少年后回忆起还觉得惊讶：“她真的完全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始终深信无疑。她把她自己和我看作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中注定要在一起惊天动地的冲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她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她整个历史哲学的核心，她的大多数诗歌也都遵循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同样也影响了伯林对整个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像俄国那样如此深入地完全关注与自我的天性和命运。几乎所有俄国的小说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俄国。这种民族的自恋能催生出了一大批伟大的能改变人类灵魂的史诗性作家，但也能使其固步自封，关注自我，无法放眼世界关注整个欧洲和西方文明。俄国从来没有真正地融于到欧洲的文明之中，他们既对西方价值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和怨恨，又表现出极度的自卑和憎恶。二十世纪的俄国经历了最为动荡和恐怖的岁月，未来会发生什么，再也无可预料，那种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预知，唯一的真理可以把握，我们要为未来的辉煌献祭自身的观念已经得到了遗弃。但是正如伯林所言，俄罗斯人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也许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