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一家专门经营传记文学的书店悄然开业。店主介绍说,本来他们的经营主要是在网上,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有出版和购买需求,他们就开设了北京第一家专营传记类出版物的书店,前来购买、阅读、希望出书的顾客非常多。

　　

　　与此同时,近来《孙中山传》、《乔布斯传》、《杨振宁传》等一系列传记纷纷出版,各种传记出版呈现比较繁荣的景象,就此,我们请相关专家进行解读和分析,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

　　

　　在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中,传记是有持久性作用、举足轻重的支撑点

　　

　　记者:近来传记出版呈现非常火热的现象,这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心理)需求?

　　

　　杨正润:传记在中国出现很早,战国后期出现的《晏子春秋》是第一部正式的传记作品。到汉朝,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形成中国传记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但此后传记长期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现代传记出现了,并形成新的高峰。当前,传记进入又一个黄金期,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各种形式的长篇传记每年大约出版1万部左右,远远超过长篇小说的约1200部。

　　

　　传记热的出现有非常复杂的背景,读者的心理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人类总是很好奇,总是在顽强地追寻事实的真相和人的真相,传记要求“纪实存真”,尽管传记中的真实也是相对的,但毕竟在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人类的本性是向上的,人们总是希望得到一种健康、积极的力量来激励自己,希望找到自己可以效仿的榜样。传记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英雄、伟人、成功者和君子,他们正面的形象和性格可以满足读者的精神需要。

　　

　　这两个方面也都同小说的某些发展趋势有关。在当代小说中,想象以至幻想、魔幻、变形的成分越来越多,离真实越来越远。它不能满足人们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崇高的向往,这种需要由传记来完成了。《亮剑》、《士兵突击》等电视剧受到热烈欢迎,也是这个道理,它们充满了阳刚的崇高精神。

　　

　　张洪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记写作空前活跃,作品的出版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改革开放前的年写作出版作品不足100种,上升到近些年年写作出版数千种甚至近万种。新媒体的出现为传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增添了新的活力。可以说中国传记的写作已步入了一个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有学者预言很快它将在写作上与诗歌、小说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中外历史证明:任何社会中传记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传记在社会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中所发挥的认知和教诲功能是潜移默化的,是具有持久性作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撑点。一个尊敬自己民族英雄和优秀人物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人物传记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有学者统计过,“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其中包含了35000人的传记材料,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有如此众多的传记作品。

　　

　　“五四”前后,以梁启超、胡适、朱东润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学者对传记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见解和主张,并写作了一些传记作品,中国现代传记由此诞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传记作品,如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杨植林《王若飞在狱中》、陶承《我的一家》等,为巩固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激发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写普通人意识的日益觉醒是传记繁荣的重要原因

　　

　　记者:目前,哪些类型人物的传记更受国人欢迎?在世界范围内,传记出版是否也非常热?

　　

　　张洪溪:目前在国内,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传记作品主要有这样几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开国领袖类;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粟裕、许世友等开国将帅类;鲁迅、老舍、巴金、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类;钱学森、华罗庚、袁隆平、杨振宁等自然科学家类;还有历史人物类、国外名人类、企业家类、娱乐体育明星类、平民传记类等。这些作品构成了现今传记写作出版的主体。

　　

　　杨正润:在美国,传记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类,拥有极其广大的读者。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统计,在英语世界,传记作品占书籍出版总量的5%,这是比较早的统计,现在比例恐怕更高。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那些实现了美国梦的人,比如比尔·盖茨和刚去世不久的乔布斯,他们的传记在美国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美国普利策奖中有传记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今年它授给了罗恩·切尔诺夫的《华盛顿传》;去年授给了T·J·斯泰尔斯的《第一位大亨》,是写一位商界巨子的。好奇是人类的天性,那些披露内幕和隐秘的传记总有人爱看,这类传记在美国很热销。

　　

　　记者:在中国,很多并非名人或者专家的普通公民也开始写传记并出书,有的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传记发展的背后是否意味着国人写作意识的觉醒?或是其他的意义?

　　

　　杨正润:写普通人的传记古已有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写普通人意识的日益觉醒当然是传记繁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宏大叙事越来越不能满足,于是充满细节和轶事的私人记忆和民间叙事应运而生,它们贴近生活,包含着原生态的历史,成为官方史学的重要补充。

　　

　　传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人性的需要,“传记热”会持续下去

　　

　　记者:您认为传记热能够持续多久?传记的发展是否有新的趋势或特点出现?

　　

　　杨正润:我认为所谓“传记热”会持续下去,至少目前找不到任何“退热”的迹象和理由,这是因为传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人性的需要。

　　

　　目前我国传记的水平在提高,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原因之一是许多作者摆脱了单纯的记事,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写作姿态,同传记主体进行精神的对话,力图探究其心理和命运的动因,这样写出来的传记就比较耐读。

　　

　　还有一个特点是回忆录的盛行,回忆录不需要写出传主完整的一生,可以写他一生中精彩的片段,它比正式的传记更加自由、更容易写作,也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正如美国一篇文章的标题:“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

　　

　　张洪溪: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传记大国,中国现代传记起步的时间还不算长,尽管近些年创作的作品不算少,但真正为大家称道的和能够传世的精品佳作以及高水平的传记作家还不多,和国内外作家、学者交流合作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缺少一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机构,这些都是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传记的发展状况不相匹配的。

　　

　　但我相信,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传记的繁荣发展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和未来。

 

　　对话

　　

　　张洪溪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杨正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