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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96岁开始讨论哲学，所讨论的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是她自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她是在为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做准备。走到人生边上，她要想明白留在身后的是什么，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这便是本书的两大主题：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她的心态和文字依然平和，平和中却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敢和敏锐。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关于人生的价值，在做了一番有趣的讨论后，杨先生的结论是：天地生人的目的决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本身，人生的价值就在于遵循“灵性良心”的要求修炼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用这个标准衡量，杨先生对人类的进步提出了质疑，文明是大大发展了，但人之为万物之灵的“灵”的方面却无甚进步。尤使她痛心的是：“当今之世，人性中的灵性良心，迷蒙在烟雨云雾间。”这位96岁的老人依然心明眼亮，对这个时代偏离神明指引的种种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上帝已不在其位，财神爷当道，人世间只成了争权夺利、争名夺位的战场，穷人、富人有各自操不完的心，都陷在苦恼之中。
如果说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那么，倘若人死之后，灵魂也随肉体一同死亡，锻炼灵魂的价值又何在?循着这个思路，杨先生转入了关于灵魂去向的讨论，她的结论是：“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然而，她是诚实而认真的，由于没有直接经验，对于灵魂是否不灭的问题，她的态度基本上是存疑。令她惊诧的是，她曾向许多比她小一辈的“先进知识分子”请教灵魂的问题，得到的回答竟完全一致，都断然否定灵魂不灭的任何可能性。由于中国二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实用品格，加上几十年简单化的唯物论宣传和教育，人们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往往不肯相信，甚至毫不关心。杨先生对这种倾向勇敢地提出了挑战，尖锐地指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凡是对我们时代的状况有深刻忧虑和思考的人都知道，杨先生的这番话多么切中时弊。这个时代有种种问题，最大的问题正是信仰的缺失。
我无法不惊异于杨先生的敏锐，这位96岁的老人实在比绝大多数比她年轻的人更年轻，心智更活泼，精神更健康。作为证据的还有附在正文后面的“注释”，真是大手笔写出的好散文啊。我们可以看出，杨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是怎样地毫不疲倦，精神饱满，兴趣盎然，遣词造句、布局谋篇是怎样地胸有成竹，收放自如，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些文章是一位96岁的老人写的吗?不可能。杨先生真是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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