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刘半农、胡也频分别于1932年、1934年、1931年去世，怎么可能给1936年5月出版的《西北风》撰文呢？

　　何宝民

　　《老杂志创刊号赏真》（以下简称《赏真》）“为上海图书公司的专家编写，所录创刊号是从五千余种杂志中选出的”（《编写说明》）。全书收录从清末民初到1949年近一千两百种老杂志创刊号书影，琳琅满目，读后确实令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笔者在受教的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现在提出来和编著者、读者共同讨论。

　　一、关于著录

　　《编写说明》说：“本书所收老杂志的介绍包括编辑者、出版者、发行者、出版周期、开本、创刊年月、栏目、主要作者、停刊日期及总期数等。”“介绍”文字虽短，却类似一个浓缩的杂志发展史，要做到准确无误地著录却并不容易。

　　《赏真》中未校对出的误植不少。如，30页刘董（应为薰）宇，54页白微（应为薇），96页群（应为尹）庚，100页的雷召（应为石）榆，161页迈期（应为斯），48页《希望》的创刊时间1931年（应为1937年）等。但有的就不能列入误植了。如，100页《诗歌杂志》的介绍说“封面制字为郁彦木刻《前进》”，读来不通。查对原刊，“封面设计”中制字郁彦，没错；而木刻《前进》，则与扉画《斗争》、木刻《古城的怒吼》为同一作者，署名Kemo。又如，395页《戏剧》，所附书影不是“介绍”所说的1921年创刊、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十六开本的《戏剧》，而是1929年创刊、广东戏剧研究所发行的三十二开本的《戏剧》，与397页的《戏剧》重出。

　　杂志的出版周期和开本，“介绍”中没有说到变化。单就创刊号而言，一般说不存在变化（实际上变化也是有的，如有的创刊号再版本与初版本就不是完全相同），不过因为“介绍”的内容不局限于创刊号，这样就会出现“以偏概全”。如，231页《北新》，“介绍”说是“周刊，32开”，只能指1926年8月创刊的第一年的《北新》。因为出了五十二期之后，从第二年起《北新》改为半月刊，开本也成了大三十二开，直到1930年12月停刊，共出一百二十四期，包括周刊和半月刊。再如，79页《新小说》“介绍”中“月刊，24开”“共出6期”的说法也不准确，二十四开方型本只是六期中前五期的开本，第6期革新号开本已改为十六开。

　　杂志的作者是“介绍”中重要的一项内容。一个杂志的作者群，常常反映了这个杂志的政治倾向、艺术趣味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杂志的档次和地位。学现代文学，说起像《小说月报》《未名》《创造》《新月》《北斗》《文学季刊》《现代》《文学》《紫罗兰》《万象》，我们会从刊物想到它们的作者，不少作家的成长也与刊物密切相关。《赏真》的作者“介绍”，看来只是有选择地列出创刊号所发文章的作者名单，总括为“某某等名家撰文”或“某某等人撰文”。我认为，这里“撰文”的意思应该是名家（或一般人）接受杂志的邀约写文（绘画、摄影等）或者自己主动投稿，如果是杂志选登甚至是侵权盗用某名家（或一般人）的作品，不能做这样的表述。如，92页《西北风》列出的撰文名家内有鲁迅、梁遇春、刘半农、胡也频等。这一期鲁迅的《序〈孩儿塔〉》，恰是这个刊物的主编史济行（又名天行、史天行）以“齐涵之”的名字骗取的。鲁迅发觉后写了《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说清受骗经过，称史为“无耻之尤”。至于梁、刘、胡，分别于1932年、1934年、1931年去世，绝不会给1936年5月出版的《西北风》撰文的。杂志刊登的梁遇春的《秋心小斋》、刘半农的《半农书札》和胡也频的《也频短札》，全部是编者的“盗用”。说这些名家为刊物撰文，与事实相差太远。又如，295页《天地间》的“介绍”说：“有丘吉尔柯灵、丁谛、张佳生、许培先、杨彦岐、张叶周等名家撰文。”“丘吉尔柯灵”，不知所云。查对原刊，“柯灵”之前缺了个顿号，“丘吉尔”就是创刊号出版当时（1940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天地间》上丘吉尔的文章题为《现代战术论》，长达四页，但既没有译者姓名，也不注文章出处。这能算是丘吉尔为杂志撰文吗？再如，88页《绿洲》中列出的撰文名家中有朱光潜、梁实秋、李健吾等“海龟”教授，名副其实；但列入名单的陈敬容，1917年出生，《绿洲》1936年创刊时，她只是一个在北大、清华中文系旁听的十九岁的文学青年，十多年以后成为翻译家、九叶诗人之一的陈敬容，当时并不知名。

　　二、关于分类

　　《赏真》分设十二类。老杂志的特点是杂，这会给分类带来麻烦，造成混乱。

　　文学类与综合类杂志的区分。列入“文学刊物”中30页的《一般》，编者在“诞生号”的发刊词中就申明杂志“并不拘于那一门类”，刊出的文章如《中国的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趣味丰富的秋的天象》《青年底生活问题》等都与文学无涉。《一般》是一个办得很不一般的综合类期刊。再如，143页《东西》，仔细看书影，封面上印有要目：《创刊的话》《中西文化之比较》《日本人的笑》《印度非暴力革命》《与李鸿章论基督教》《东西论》《柿子》《日本游记》《雨趣》《支配现代英国者》《中南美洲内幕》《玻立维亚的土人》，已可见杂志内容的侧重。翻开杂志，未上要目的文章又有九篇：《日本之再认识》《英领印度成立经过》《印度佛迹访胜记》《印度人与牛》《伦敦杂记》《英国人了解美国吗》《智利印象记》《饭匣》《怪头颅》，大多是文学以外的内容。第1期一百页的篇幅，属于文学的仅有小说三篇、散文一篇，共占十页。《东西》应入“综合类”。又如，158页《人文》，封面要目有八个标题：《创刊弁言》《谈心理卫生》《得人》《馈遗学》《养成守法的精神》《老毛病的一群》《谋杀一夕谈》《谶语》，内文中尚有《养成守法的道德》等，这样内容的杂志说不上是“文学刊物”。如果再往后多看几期，《天才琐谈》《人生讲话》《有无自信心的测验》等离文学更远，《向当局建议整理消费特税之具体策划》一文，更会让文学爱好者大跌眼镜。而列入“文学类”的159页《翰林》，我没有见过原刊，但看封面影星周璇载歌载舞的照片，下部“文艺·电影·戏剧·艺术·体育·其他”一行大字（“介绍”中说“还有猎奇、批评等栏目”），不像是个文学杂志。“文学类”的杂志放入他类的也不止一个：“综合类”292页《鲁迅风》，是上海孤岛时期著名的文学刊物。文学刊物《红茶》却被休闲，在376页与《百代月刊》为邻。

　　读书杂志、戏剧杂志的归类。选入书中的几种内容相近的读书杂志，有的归入“文学类”，如，46页《读书月刊》、46页《光华读书会月刊》、48页《读书俱乐部》；有的却归入“综合类”，如263页《读书半月刊》、276页《书人》。书中专设了“影剧类”，涵盖戏剧电影杂志。这样，像34页《戏剧月刊》、40页《现代戏剧》、137页《戏曲》以及84页《剧场艺术》等戏剧杂志，都宜顺理成章地收入“影剧刊物”，而不应再归入“文学类”。

　　《红叶》是个小杂志。《红叶》周刊创办在先，许啸天主编。后来，许啸天又创办并主编了《红叶月刊》。宣传广告告诉读者：《红叶月刊》“完全是以（《红叶》）周刊为模型放大”。《红叶》周刊和《红叶月刊》好像一个“双黄蛋”。这个“双黄蛋”在书中却被分作两处：《红叶》周刊在355页“休闲类”，《红叶月刊》在52页“文学类”。

　　三、关于选目

　　选目，受占有资料的限制。同时，选什么，见仁见智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比方《编选说明》中“已被其他著作反复介绍过的品种，原则上不再选入”这句话，“其他著作反复介绍过”的是哪些品种？有多少读者看过这些“反复介绍过”的“品种”？缺少数据，说不清楚。“文学类”中没有选这几年论者常说的《现代》，但收入的《文学》也常为论者提及。书中“学校类”杂志，没有如燕京大学的《燕大月刊》、辅仁大学的《辅仁文苑》、复旦大学的《摇篮》、山东大学的《刁斗》，至少我觉得是个遗憾。

　　报纸上的出版消息称，《赏真》“是一套可供图书馆工作者、古旧书刊经营者、收藏爱好者使用，同时，亦可供现代史、出版史研究者和封面装帧者参考的工具书”。一部工具书，要为读者提供准确丰富的信息。求真是最基本的要求。我是一个老杂志（确切地说是民国文学旧刊）的读者，这里与其说是坦陈意见，不如说是表示意愿：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赏真》类图书嘉惠学人。

　　《老杂志创刊号赏真》

　　彭卫国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

　　565页，1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