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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推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很容易招来非议乃至嘲笑。可是，如果这样一部精神自传的传主是钱理群，则会让人觉得顺理成章，甚至相见恨晚。 有人说，钱理群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钱理群”三个字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的确，钱理群启蒙的姿态，思想的力度，实践的勇气，人格的魅力，使他不但成为青年心中的精神偶像，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他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反思和实践，其思想深度和现实影响力，在学术界都罕有比肩者。这部《我的精神自传》是他平生思想的一次集结和激荡，字里行间跃动着智慧的鳞爪，温暖而鲜活。
这本书最能给人震撼和启迪的地方，是钱理群对自己的缺陷、错误和迷惑所进行的反思。作者在后记里写的明白，他想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给读者”。他在书中反复引用林庚先生的话：“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这部精神自传，其实就是他用那双双赤子的纯真之眼，对自己内心世界挣扎与裂隙的审视和发现。
他在追慕王瑶这一代学者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和通脱峻急的魏晋遗风时，由衷感慨自己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层面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作为一位在五六十年代度过青春岁月的学人，他称自己“真正是‘五四’培养出来的一代”，没有读过私塾，一开始接受的就是“五四”开创的“国语教育”，读的是现代白话文的新课本。他的幸运在于，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后，坚守在现代文学领域，专心致志，终有所成。但他没有机会消除传统文化和外语这柔软的双肋，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始终是隔膜的。
这种隔膜延至精神层面，便“造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他自嘲说， “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作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学术和文学中的学者，此中的哀痛和无奈何其深沉。这种痛苦直接渗透到他的学术之中。鲁迅对于钱理群而言，不仅是学术研究对象，还是他理解现实世界的中介。当他明白自己终究无法像王瑶那代学者般贴近鲁迅，自己与鲁迅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时，他内心的恐慌不难想象。历史的悖论恰恰在于，一代纯粹由“五四”培养出来的人，甚至是难以真正理解“五四”的。
钱理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思想者，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将经历过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努力探寻苦难背后的机制和教训。探寻的结果之一，是建立起以“五四”为源头，以鲁迅为中介，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土壤的特定的启蒙意识。虽然他对启蒙主义也有所质疑，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启蒙者纯粹而坚定的姿态，很少向传统和西方汲取新的思想资源。钱理群的独特精神价值和感染力正在于此，而他思想和学术的局限性或许也在于此。
钱理群喜欢称自己为幸存者，其实，他也是一位八十年代文化的“幸存者”， “幸存者”的幸与不幸都在于这一错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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