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即将出版的《收获》杂志2010年第六期，将选发他们自建国前夕至曹禺病逝的86封通信，包括两封电报。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这是巴金生前最后一篇文章《怀念曹禺》中的一段，描述了巴金和曹禺最初的相遇——当年的《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此后巴金与曹禺因文学惺惺相惜。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称，在这次《收获》刊发的86封信里，有1949年、1950年、1957年的3封信。其他均是1978年以后的通信。1966年“文革”开始，两位文坛巨匠都被关进牛棚，他们再次相遇是12年后。巴金失去了萧珊，而曹禺失去了方瑞。

　　信中，两人深情地回忆他们劫后余生、再次相见的喜悦，也分享了彼此的“苦闷”。为什么才华横溢的曹禺，在年轻时创作出令人瞩目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剧本，但1949年以后，却未能写出更多的杰作？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1976年，中国的政治巨变，曹禺的内心又活跃起来，这时的痛苦，源自焦虑，源自一种急于创作却无法实现的矛盾。在给巴金的信件中，他一次次抱怨着会议缠身，访问和接待太多，“这种社交来往，只有坚强的人能避开。这种无休止的‘叩门’，而这种‘叩门声’，我现在觉得不是什么洋人、陌生者，而是‘死神’的低声呼唤。”(1979年12月22日曹禺致巴金信)巴金则在许多回复曹禺的信中，都鼓励曹禺多写作，把心中美好的东西掏出来。

　　“病”，也是曹禺和巴金老年的话题之一。在1991年9月16日的信中，巴金说：“今天一想到‘病’，就高兴不起来，再想到‘老’，更觉前途茫茫。但我决不能就这样过日子。……我不曾做到完全搁笔，就得讲真话，还要写文章，而且还要得罪人。总之，我一生充满矛盾，一直到今天还不能解决。我自幼不喜欢照相，现在到处发表我的照片；我写字不像样，现在有些报刊偏偏发表我的题词题字；我手边居然有一堆聘书，名字上还有一串挂名职务。我多年来就不赞成这种做法。”1993年4月3日，巴金在信中说：“我自我估计，即使我能多活，明年以后我也会躺倒。不过我并不悲观，我会从友情得到温暖，我如果再写不出好文章，我也要做一件两件好事。靠药物延续的生命，我不能浪费。唯一的目标是生命的开花。”

　　按照时间顺序，不难看出两位文学老人的通信日渐缩短，有时候需要亲人代笔了。终于，1996年12月15日，巴金悲痛地写下了一封唁电：“中国文联转李玉茹、万方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