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美国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劼先生曾在文章中说：“南帆写文章很少面对作品，而是喜欢从概念到概念，做概念游戏。那情形就像玩碰碰车一样，驾驶着一个概念，在场子里跟其他许多概念碰来碰去的，碰完一个小时，文章正好结束。”看到此处，我不仅会心一笑，想起了我的朋友牛学智，而南帆又正是他非常崇拜的评论家。

　　牛学智那时在宁夏石嘴山师范学校，后来那个学校变成了高中，他于是又成为了高中语文老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从事文学批评，真的是太艰难了。记得好多年以前，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在现在的学术界那是大事情了，起码可以到学校领一笔丰厚的赏金。在北京开会期间，我向他祝贺。他苦笑着说：“不能说，不能说的。在我们那个学校这是要保密的，否则领导要批评我不务正业了。”我说：“有那么严重吗？”他只是一个苦笑。后来，我到网上查询资料，不意间，发现他真写了许多有关中学语文教育的论文。我想他大概就是凭这些东西成了那个中学高级教师吧？

　　“说实在的，南帆的概念游戏还仅仅是玩玩而已，并没有其他图谋。比起90年代一些学术新贵在概念游戏掩护之下的夺取话语权力，南帆还真可算是个老实人。南帆的问题在于，他的感觉对作品缺乏穿透力，所以导致一旦做起文章来，只好退到概念上，力图从概念本身的发掘中，找到一条阐释道路。”（李劼）这段话移之于牛学智，也是非常恰当的。而这也是他的天赋。据说康德的艺术鉴赏力很差，但这不妨碍他的《判断力批判》却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美学著作之一。

　　去年，他终于调到了宁夏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成为了一名研究员。这是领导重视文化人的表现，也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要知道，破格名额，还破格英语，这在当下学术界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牛学智的才华和倚马可待的功力是不容质疑的。他非常擅长选题，而选的题都很时髦而切中当下锢蔽。如“批评主体”“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点”，等等，一般人都无法措手的题目。并且一旦开手，就写得很深入，旁征博引，左冲右突，宛如长坂坡的赵子龙。比如底层写作问题，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从《光明日报》《读书》一直到《文学自由谈》《小说评论》，洋洋洒洒，数万字，似乎还意犹未尽。这般理论功夫，何等了得！

　　牛君的文学批评往往与时俱进。这与他敏感的天资有关，也来自他的勤奋。《小说评论》《南方文坛》这几年都在重点推他，他也不负众望，每年要发表10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半都是头条。这在当下学术杂志是不多见的。这几年他首先对当代重要的批评家进行了一次扫描式的研究，这些文章都面对的是当下最红的批评家，如李建军、王彬彬、刘川鄂等等，每篇都长达万字。它们的先后发表，对他知名度的扩充，作用甚大。另外，就是对当下文坛的全景式地扫描、概括，用他的话说，是：命名。他有很强的命名能力，也就是很擅长概念思维。

　　牛学智的读书也是很惊人的，而且还是有计划的。他的写作真的是一个工程，有计划，有进度，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不少人的读书、写作是随意的，没有任何计划。他的则完全是现代工业式的，而且为文完全是“学院派”，就是前面说的一个概念跟着一个概念，看得人眼花缭乱，而且语言不走正路，很有个人特点。这里就有一个学养，或者为文习惯的问题。去年，《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老师让我约一组文章，以“西部批评家”栏目名义发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牛学智，而他的文章果然大气：《寻求基础，本土批评话语建构的可能》。文章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等处选载。

　　我曾对他如此疯狂的写作及超人产量而不解，他说：我们要生存。其实，这话可能说对了一半，就他目前状况来说，经济已不是问题。但他以前单位的小而杂，严重限制了他的发展，他可能也有从此走出一条道的想法，也可能是压抑的缘故，心里有话要说。但不管哪个原因，他都很让人敬佩。现在，已经调到社科院的他，还是那么勤奋。据说，已经完成了《中国批评话语》等两本专著，这令我好不惭愧。

　　雷达先生在给牛学智的一册评论集的前言中感慨道：那些偏远地区的牛学智们，能有如许成绩确实让人佩服。雷先生是我敬佩的前辈，看了这篇优秀的序言，我对这句话感到突兀，我曾当面问雷老师：这里面有没有地域歧视？他睁大眼睛说：“没有。他确实不容易。”我看出了雷老师的真诚与善良，可也看出了我们西北人从事文学批评的艰难。山东的张炜写小说《外省书》，我的朋友江苏徐州的宋丹自称外省批评家，他们如果都是“外省”，那我们算什么了？难怪上海的某批评家称我们西北民风淳朴，有一种原始的美，人很单纯，不像上海到处是咖啡馆。

　　看来身处西北边鄙，还要从事文学批评，在有些人看来，真是一种笑话。好在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传媒时代，否则哪里有我们西部评论者的地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牛学智非常尊敬而佩服，我们都是边塞的文学批评的耕耘者，只是我已感觉疲惫了，而他似乎还蒸蒸日上。

　　祝福他，我的好兄弟！

　　作者：杨光祖

　　文章来源：新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