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这部书1997年出版，至今已十年了。起始是博士论文，也就是我在大学研究院里读书时的作业或操练。后来，工作以后利用教课、杂务和研究的间隙，加上了三个章节，修改充实论文，成书出版。这是美国大学每个教书匠，为保住饭碗都必须做的，因此在当时的前言中我也没对此抱奢望。我说，此书不过在图书馆中无数荡灰尘的书堆里多加一册，半年之内不要在跳蚤市场当废纸贱卖，就属万幸。旧俗给小孩起名，起得越像阿猫阿狗，小孩越是好养活。虽然此书的书名十分飞扬，但那前言却平实，颇有平头百姓希望小孩好养活的潜意识。有趣的是，出版社的编辑，接到这低调的前言后，竟在办公室里让其他编辑们传看，大家都十分怪异，这看来是好兆头。书出版后的遭遇，比起好养活要好得多。不少学者费心写了中肯的书评，有些教授，还用它当教材。感到欣慰的是，这不仅在文学系，还用于历史、政治等学科。这部译稿，使此书在中文世界又有养活的空间。苏州大学季进教授主编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收编了此书。孟祥春教授翻译，杜争鸣教授审稿，文笔流利优雅，使此书更有生机。在此表示感谢。

　　书的主旨是描述美学、美感体验与政治文化的纠葛，这纠葛有历史，有来头。美感体验不仅仅为政治服务，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为宣传，其实现代政治本色就形之于美感体验、喜怒哀乐。比如，“自由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拉选票，鼓动选民，都要靠景观、美感、象征、口号，都要动用美学机器，操控媒体和声势浩大党徒集会，甚至炸弹和流血，也是为了选举的“力的美学”。政治攻势，不在诉之以理，更在动之以情。关键不在王国维所说的“可信”，而在于政治领袖让选民感到其表演形象、举止言谈的“可爱”。你可爱，但政策不可信，甚至说谎，不要紧，选民仍会倾心轻信，投你一票。这种以美感代政治的现象，在美国天天都见得到。在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思考、美感经验，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甚至是大众政治、万众一心的本质，而不是像往常我们想的那样，仅是达到政治目标借用的手段。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在历史上看，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在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中想象、建立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消极的方面常发生在维护、巩固政党国家的既定权利和官僚体制。美学和政治的纠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更多地集中在崇高、壮美的讨论和实践中。

　　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但此书并不想超越历史，对崇高美学和政治作道德评价。我觉得，道德评价应让位于历史阐释，在深潜进入历史中的曲折和迂回之后，作出初步、试探的判断。所以，我希望读者把此书当作有历史分析的学术书。然而，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现在人心涣散，理想空虚，民主参与冷落，公民政治瘫痪。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肉身的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反崇高的政治，即以身体对抗压抑权威，完全被更大、更“崇高”的经济发展、疯狂消费的全球政治俘虏了。因此，多一点理想主义的浪漫崇高，没有什么不好。

　　王斑

　　2006年夏

　　新泽西

　　英文版前言

　　拉尔夫•爱默生说过，书的起因很崇高。外物世界初遇作者，刚才不过无生机的事实，转瞬即成敏捷思维，文采斐然。然而这种说法却日益不实。虽然作者依然认为他们的书来历不凡，乃预示未来壮举的胚胎，良好的开端却不足以避免卑微的结局。伟大的著作总是在图书馆幽僻的角落，接尘纳垢。它们随后见诸旧物销售摊，二手书店和跳蚤市场，最后打浆再用，重造新书。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名声显赫，甚至当代某些学人，其半年前刚出版的理论，也大名鼎鼎，可其著作，在二手书店，也沦落得一元一册。见此光景，我心不禁为之消沉：拙作或也难免在故纸堆里又加一册而已。

　　该书起因甚是平庸：它萌芽于幻灭与尴尬。我长于文化革命时期，感受到了“超越自我”的重压，后文革时期既是启蒙时代，又是幻灭时代。我日渐怀疑中国政治文化对我和我那一代人要求专横，因此感到厌恶不满。这种情感色彩影响了我对英雄主义、超越、浮夸、史诗和雄壮的理解。于我，它们已经凝结成一种可称为“崇高”的文化方式和美学话语。对这种浮夸的姿态，我感到不针之砭之而不快，同时，我也想把它作为思想、学术追求，深挖下去。

　　我的尴尬源于一部电影，名叫《春苗》。《春苗》拍摄于文革期间，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宣传而已。它描述了政治阵线大张旗鼓、令人作呕的权力、路线斗争。可我却被它大而空的情节感动得落泪。我想，在接触《春苗》或者其他类似的宣传时，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与我应当感同身受吧。回首当时，哭笑不得;现在看来，又愚蠢至极，可当时的情形却大相径庭。我想通过分析政治文化的诱惑和陷阱去阐释、理解《春苗》之体验，从而开始本书的酝酿;进而研究中国文化中美学与政治的纠结。而正是这种纠结使得全民“愚蠢”成为可能。

　　1992至93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尝试把我看《春苗》的体验当作研究之基础。在李欧梵教授组织的研讨会上我作了两次陈述，与会者给我了很多建议，让我受益良多。他们形成了一个批评小组团体，有批评家和学者，其中包括陈建华、孟悦,史书美，明凤英，许子东，汪晖等等，人员众多，无法一一提及。 他们不断地给我以启发和激励，每每想起，我便心存感激。我感谢依阿华州立大学茂林•罗伯森教授(Maureen Robertson )和阿兰•尼格尔教授(Alan Nagel)，是他们引领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教授和加尔文•贝迪恩(Calvin Bedient)教授，是他们使我接触西方的美学传统;感谢苏源熙教授( Haun Saussy )教授，他的评论与建议慧眼独具，使该书更加完善;感谢李欧梵教授，他帮我深潜历史语境，整合中西文化之异同;该书付梓之前，他还给了我两次正式的机会，让我在哈佛大学的会议上阐述我的作品;感谢纽约州立石溪大学的同行珊迪•帕特瑞(Sandy Petrey)，他一直给我鼓励与建议;感谢本书的审校者王德威(David Wong)教授的评说与建议;还要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约翰•泽默(John Ziemer，与他共事我感到幸运无比。

　　给大家写感谢辞，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当我获奖或者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我必须当众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不得不把我的成功归于除我之外的每个人：党、领导、地方党组织或共青团、指导老师、集体和同学。当时，任何不依靠集体智慧的个人主义的苗头都是罪过，应当在接下来的自我批评会上揭露和批判。由此，让我惊讶、百思不解的是，个人主义的美国作家---包括现在的我，也同样例行公事式地感谢他人，总是说他们的创造似乎是群体之结晶。我并不想忘恩负义，但无论如何，该书能见天日，主要在于自己之辛劳。我抓住授课与研讨会之间的一点闲暇，外加一个暑假，完成了该书。本书所有之瑕疵，责任在我一人。

　　第一章的部分早期内容已发表在《学人》(1994)：551-71;第二章关于本雅明和黑格尔的论述篇幅增长，已发表在Prosthesis 创刊号上(1992夏)：89-105; 第五、七两章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自成体系，发表在《比较文学》47卷第4期(1995秋)：330-53;第七章的“接受拷问的本真”已发表在《淡江评论》(英文)21卷第2期(1990冬)：149-65。

　　　(《历史的崇高形象》已列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