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一本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小说，然而最早有幸与之相见的却是天津的读者。
　　
　　这本小说最早的萌芽，是在青岛。在沈从文先生在与尚未成婚的夫人张兆和女士游览青岛崂山风景区北九水时，因感动于途中相遇的一个带孝的小姑娘而滋生出写作冲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此时，他俩居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落里，因院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被沈从文戏称为“一枣一槐庐”。就是在此地，他开始了这个小说的创作。
　　
　　当时手头还有《记丁玲女士》。两个作品，他交替着写。
　　
　　先期完成的《记丁玲女士》，他交给了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国闻周刊》。
　　
　　由于《记丁玲女士》的连载，很有一些影响。《边城》的写作，还属正在进行时。在报社担任了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了解到这个小说的一些情况，就直接要去刊登。边写作边连载。中间，因远在凤凰的母亲重病，沈从文中断了写作，匆匆回了一趟家乡。报纸和天津的读者也一同在耐心等待。
　　
　　从湘西回北平后，沈从文才以得已重新提笔。《大公报·国闻周刊》一共分十一期，才将这个中篇登完。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它诞生八十年来，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自己也是把《边城》视为他的最重要作品。有一种英译本，将这本书的书名译作《绿玉》，为此，沈先生写过一首旧体诗，中间有这样的一句“《绿玉》青春永不灭”，这应该说是沈从文对作品的自我肯定。同时，他也一直把小说中的翠翠当成情人。在他的生命处于最危机的时刻，神经几近错乱的懵懂中，他忘情地呼喊着，翠翠，翠翠，你在哪里？
　　
　　《边城》于三十年代就曾译成英文。后来有了各种文字的版本。在世界文学界也得到了一致的赞扬。
　　
　　去年的五月十日，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夫人陈文芬在她的十六点三十一分和二十三点零八分的微博上发帖说，一九八七年，瑞典第一次出版瑞典文版的《边城》。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这个新世纪里，瑞典人没有忘记上世纪最重要的中文文学作品。二零一一年，在瑞典政府公费印制推荐给中学生阅读的“世界好书”五十本中，仍然将《边城》列为其中。他们将它印制成一本精装的小红书。
　　
　　一本小书，竟然成为另一个国家政府向学生推荐的读物，列为世界五十本好书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在《边城》连载之前，沈从文就一直与报社有着往来。连载之后，沈从文更是认真地为《大公报》副刊履行着一份报社不在职主编的责任。
　　
　　一九三六年，他还专门赴天津与报社洽谈编务问题。并在天津有名的商务活动重地——劝业场楼顶平台上留影纪念。
　　
　　因为有了沈从文的关系，北京相当的一批作家，朱自清、林徽音、巴金、冰心、周作人、李广田等都为《大公报》写稿，一时佳作纷呈，生气盎然。
　　
　　和沈从文一起负责在北京“遥编”《大公报》副刊的，也还有几个朋友。但是大部分事务，是由沈从文一人做的。每回寄去的稿子，沈从文都要就版面的位置安排做个大概的说明。除了名家外，沈从文也约了当时一些青年作家的稿子。不少后来享誉文坛的作家都是在《大公报》副刊上起家的。像后来的诗人李瑛、邵燕祥也都得到过沈从文的帮助。
　　
　　近读《大公报》五十年代采访部副主任萧离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沈从文与王芸生这位著名报人，报社的主政者，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有着友好的关系。就是在报纸不复存在以后，他们还依旧保持了深厚的友情。
　　
　　一九八零年，萧离在一篇回忆沈从文的文章里写到：
　　
　　“早些时候，我曾把沈从文对历史文化的贡献告诉给王芸生先生，没想到王芸先生同样对历史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曾表示要和沈先生会一会。”“愿天假以年，让两位对祖国历史文化有热情也有根底的老者，能够促膝相对、皓首穷经才好。令人想不到的是，芸老五月三十日下午去世。沈先生听后，在腿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接着是长长的一声叹惜。一句话没说，已经是老泪纵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