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
　　
　　阅读2011年的随笔，脑子里总是缠绕狄更斯的这段话。这是让人辗转不寐的话，一想起心里就有莫名的躁动，骨子里仿佛添加了别样的物质。狄更斯这话头本来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的。那是震荡的时代，那是血与火的时代，是方生方死，是绝望时希望，是血污与啼哭，是产床与墓碑，是破坏与打碎也是祈祷与重建。在大变革的时代必有大撕裂，在血水里浸泡，在沸水里蒸煮，在清水里涤洗。但是当下呢，我们身处的当下，这是怎样的时代？怎样的时期？我们心绪茫然，真不知如何命名这种情绪：是说爱还是言恨。你要爱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吧，这是天堂；你要恨这个时代就托生在这个时代，这是地狱。但无论是爱或者恨，你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你已经绑定在这个时代，就像我们不能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同样，我们的身家性命，我们的父兄姊妹，我们的妻儿，都绑定在这时代，但即使如此，你就能说我们爱这时代？真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谁为辛亥革命结账？
　　
　　2011年是辛亥百年，我们身处其中，看到了很多的热闹的庆典，看到了很多举止都指向了百年前的把满清打个大洞的第一枪，当然也有很多的文字自然会牵扯到那年的人与事。瞿骏的《文明的痛苦与幸福》给了我们别样的解读，他从孙中山的话“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说起。但是经历文明之痛苦，一定就会有文明之幸福吗？看看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血流成河，你会想到一个成本的问题，整个国家如架在热鏊子上，翻来覆去，先是闹腾义和团，废八股，接着是革命党人屡败屡起的流血暴动和暗杀……种种苦痛遍被华夏。期待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的果子落下了，然而“文明之幸福”并没来到，人们还是像等待戈多，翘首代之。辛亥革命之后的夜更沉了，民族的危机更重了，其后的动荡是否仍要记在辛亥革命的头上？1911年、1928年、1949年三场革命相距不过三十八年，如同鏊子上翻滚。在这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革命结果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民族类如飘蓬，百姓辗转沟壑，过后思量：辛亥革命只是推翻千年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符号，龙旗是撤下了，共和的口号也喊了，虽然我们也有了民主体制，但很多的封建的鬼魂和因子还残留在我们的血液里，如现在很多餐桌上农产品残留的农药一样，帝国的阴魂和阴气还在弥漫着。在辛亥革命百年时回望辛亥革命，人们不禁感慨革命不是首要的，首要的还是在启蒙。
　　
　　对辛亥革命深刻反思的还有张鸣，2011年他出版了《摇晃的中国》，张鸣认为一次偶然的仓促的武昌首义竟然推倒了在这个大地上如同鬼魂一样缠绕中华民族的两千多年的帝制。但将辛亥革命的胜利只是简约地归结于偶然事件显然太不负责任，也太轻巧，但我们追问的是：100年前的中国果真拥有建设共和与民主的条件吗？共和的产床真的已经铺好？奶粉尿布都已齐备？张鸣将“镜头”拉回到那个纷乱、摇晃的中国。张鸣认为，武昌起义前的中国处于改革时期，是有史以来最认真的改革——1903年至1911年的新政，总体上看效果不错，财政状况好转，当时的中国局面有了一定改观。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超3亿两白银，各省都有结余，而湖北结余最多，有4000万两存款。
　　
　　张鸣说，辛亥革命前，清朝进行政治改革——预备立宪，媒体也成气候了。但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13个阁员旗人占9个，汉人4个，全国大哗。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到京抗议，满清亲贵收权、收回地矿铁路资源的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得罪很多最不该得罪的人，引起地方强烈反弹，也葬送了新政。“最有力量的士绅立宪派从支持朝廷转为反对朝廷”，立宪的失败和革命的成功都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与整个社会不断变换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张鸣告诉大家：今天纪念所谓“辛亥革命”的精神不是希望它搞起义，而是反思为什么不能和平转型。
　　
　　问世间，义为何物？
　　
　　王开岭是一个心存文学而背对文坛的言者，他向来不把文学看成多重要的经国大业之能事，他追求的是一种简约，一种“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但开岭的每篇文章都有着他思想的胎记，文学是业余的事，把思想当呼吸。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看似对爱和文学的不恭，其实大有深意焉：“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也是他文章一以贯之的风格，读来让人苍凉贯骨，悲慨满腹。“忠义”这个词曾经多么明亮，在水浒好汉的身上，那是用血维护用血洗涤的词。凭借忠义可在江湖世界找到知己，就如一个伟人说的，凭借着国际歌的旋律可以找到无产者一样，但“忠义”这个词在现代却是一个蒙尘的词，忠义的血脉在现代被斩断，不义背叛成了家常，就像思念被说成犯贱，忠义稀薄得成了一张粉连纸，吹弹可破。
　　
　　袁崇焕蒙冤被千刀万剐，被愚氓的皇城根下的人争先碎肉啖下，而他的佘氏仆人没有盲从，对其不离不弃。以一个仆人的判断为袁崇焕在心底矗立了一座纪念碑，而当时的如此举止是要冒灭门诛族的大风险。不但仆人，而且仆人的后人，一个家族三百年间，从晚明到现在，生于守墓，逝于守墓，继承守墓，好像走上了一条无尽的不归路，这规矩在佘氏家族代代相传。370多年，这个家族共17代人恪循祖训，满怀忠义，栖息在远离祖籍的北京广渠门的皇城根下，守着袁崇焕的墓，也守着逝去的一代代先人，他们心底守着先人心底守着的东西。袁崇焕的墓，就是佘家人的出发地和归宿。开岭义愤地说：佘义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这件事，多多少少替历史挽回了一点儿面子。即便如此，若说佘义士代表“我们”，代表群众的“大多数”，那也让人汗颜，说明“我们”的脸皮太厚了。既然风险是一个人的，荣誉也应是一个人的。
　　
　　是啊，我们的历史没这个家族是寂寞的，有这个家族更寂寞。这样的家族在历史上注定是在边缘，生存的边缘，历史的边缘；这个家族注定人丁不旺，就像坚守忠义的人丁一样不旺，这只队伍何曾被壮大和扩编过，永远只是孤苦伶仃，形单影只。
　　
　　但这墓现在尴尬到搬迁，一种精神被拦腰截断。
　　
　　思想的鳞片
　　
　　我一直认为随笔是偏于思想的，我们从李泽厚、刘再复、王小波、钱理群、朱学勤到摩罗、南帆、王开岭等等，这些人的文字给了我们另一种阅读的快感思想的盛宴，他们为随笔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和模式，他们的文字就是思想的结产床。我的判断是散文偏于真实的情感，讲究在场，讲究经验和经历，而随笔则是在思想处掘进，更偏于内部，是这个时代精神的记录，是意义和深度。如果散文随笔是一条大河的话，散文是脚下的土地，是此岸，而随笔是远方的属望，是彼岸。
　　
　　不错，我们要关注脚下，也要看对岸。帕斯卡说“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王禹麟的《林中响箭》是一种思想的断片，在天涯论坛发出，曾引起多人的共鸣，这有点像手记，不求完整，这是散文式随笔式，更是诗歌式，王禹麟说自己是在生活的海洋里倔强成长。拒绝庸俗，在黑夜里仰望星辰。我非常喜欢王禹麟说的：
　　
　　我提起笔如同一位老兵扛起一把征战多年的枪，而我的战争是反抗这个世界的庸俗潮流，一种把人不当人的潮流。虽然我充满着孤独，但却无比欢快，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有那么一些人和我一样，在试图改变点什么，我们没有失魂落魄。虽然我们只剩下一支笔，但它依然能动摇整个世界的荒谬。
　　
　　这些断片，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没有秩序也是一种秩序，罗兰•巴特说过：“杂乱无章也是一种美。”确然。
　　
　　谁能劫夺阳光
　　
　　桑麻的散文和随笔文字非常独异，有新闻的现场感和在场感，有小说的细节和场面，他常将乡村的粗鄙和暴力在文字中还原和再现，比如《劫夺阳光和呼吸》里挤奶水的细节，让人惊讶叫绝，桑麻不是挖坑，而是在散文的领地，围绕计划生育掘一口深水井，这井的砖是沧桑，是回音壁。这样的题材好像犯忌，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要有为时代作证的担当，从他前几年的《我的沉重的纪念碑》到现在的《劫夺阳光和呼吸》。
　　
　　也许在国策层面，“计划生育”是应当的，但在乡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却对这国策有无穷的应对，花样翻新，就是要生，认准一个理：要香火要男孩。桑麻的文字写了乡间的暴力：因为计划生育，“支书李贵新的五亩玉米一夜之间被人放倒了。”（《杀青》）“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长夜。”(《十六个村庄的白夜》)“两位护士为我做手术的准备。”(《以右臂的代价》)“获得省里要来检查的消息,用时下一句流行语表述,就是一下子让人‘晕菜’。”(《深冬里,整个乡在疼……》)“我们村张铜栓老婆从茅坑被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一九九七年春天的早上,冯春安和他妻子姚美丽,身穿白裤子白鞋,登上县政府办公大楼高陡的台阶。他们顺利避开三层值班人员的注意,幽灵般出现在县领导办公的地方。”(《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