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任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
　　
　　认识宏任先生的朋友，看了或许会撇撇嘴角，不以为然。这，我理解。但是，我要说，你看到的只是表象。这是因为，盗亦有道，在道的认知上，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异。
　　
　　不说宏任兄了，说说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吧。
　　
　　若有人问起我对此公的看法，我也要说，莫言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我的敬重，不全是他的获得诺奖。相反我倒觉得，诺奖的那个授奖词，实在不怎么高明，曲里拐弯，遮遮掩掩，想说什么又不明说。在我看来，应当明确地说，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不光关注中国当代现实，同时也关注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举的作品的例子是《丰乳肥臀》，错了，应当举《生死疲劳》，至少应当两个都举上。
　　
　　我敬重宏任先生，跟敬重莫言先生的理由是一样的，不光关注当代现实，还关注造成这种现实的历史。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盗亦有道”的盗之道。
　　
　　与宏任先生接触，早在十年前。那时我编一本刊物，宏任给我们投稿，我喜欢他的稿子，发过两篇。再后来，我们搞了一次评奖，授予他优秀作家的名头。发过些什么作品，不去翻刊物了，好在为写这个序，宏任用电子信箱发来几篇。其中一篇是《我亲身经历的生产队》。上了中学后，我就离开了家乡，但我的家人，包括婚后我的妻子与一双儿女，一直在家乡农村生活，对生产队，人民公社的这一基层的组织，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宏任写的是，他自己在生产队生活劳动的经历，包括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我得承认，他对生产队这一组织形式的解剖与批判，是有道理的，也是深刻的。
　　
　　另有一篇《食堂挽歌》，不光写了当年农村食堂的龌龊，还写了参加工作后，单位食堂的同样的龌龊，可说是一篇深中肯綮的社会批判文章。
　　
　　同时发来的，还有一篇《地主——一个百年难尽的话题》，全文一万五千字的样子，主要由《1978年以前关于地主的书写》《1978年以后关于地主的书写》《地主与革命》《历史评价土地改革》四部分构成。内容就不说了，让我吃惊的是，书里摘录的两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话语。一位是周同宾，一位是史铁生。
　　
　　周同宾在《土地梦》里说：“我们村里有几家地主，都是东家领着长工干活儿，锄地、收麦，都是东家干在前头；大忙时候，东家吃高粱面花卷，给长工蒸白馍，东家吃辣椒、豆豉，长工的菜里总有腥葷……那几家的地，都是三亩五亩买来的，历经几代才置下那份家业……永不是我后来从小说中、电影里、图画上看到的地主的可恶形象。”（《北京文学》1999年7期））
　　
　　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里说：“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他有几千亩地的时候，出门赶集，见到路旁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搂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从不怠慢……长工吃什么他也跟长工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肠胃将其酿制成自家地里的肥。他守望自家的地，盼望收获很多粮食，卖很多钱，买很多地。他不想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小说选刊》2001年9期）
　　
　　看了这样的话语，我只有惭愧。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我姥姥家是地主。我是在文革前就上了高中，继而上了大学的，有那么十多年，我最怕的事情，就是人家说我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我先前的写小说，只是为了将妻子儿女的户口，迁到城市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写的是农村题材小说，但我对农村实际上没有什么感情，还有一种厌恶与恐惧。当我把要办的事情都办了，知道再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势必要接触到农村的历史时，便主动放弃了小说写作，躲到书斋里研究起与现实无关的文学人物，写传记文学作品了。
　　
　　在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滑头，是个懦夫，只是还没有到了心如死灰的地步。
　　
　　虽说不写小说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文学界。心里一直对那些敢于正视农村现实，也敢于正视造成这现实的历史的作家，怀着深深的敬意。周同宾先生早就相识，也是因为这一点，多少年来，我有了得意的作品，总会寄他一册。没想到的是，神仙似的史铁生先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想起以前挖苦他“《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写得跟回姥姥家一样”，真是不应该。我真正敬重莫言，并不是他写了《红高粱》之后，而是他写了《生死疲劳》之后，我并没有看过，其大致内容，是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春天，参加一次小说评奖活动时，主持人介绍的。一听那内容，就毫不犹豫地投了一票。
　　
　　自己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别人做了，能不敬重？
　　
　　再说一遍，王宏任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
　　
　　你有一千条理由说他够不上，我有这一条理由，就够上还有馀头。
　　
　　（本文系为《王宏仁散文选》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