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读发表在１９９８年第３期《徐州教育学院学报》上《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一文，感到非常惊异，十分纳闷，令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作者搜集了不少材料，经过推测、揣想，从信仰、信用、婚恋家庭、“文革”运动中诸多方面的问题，对郭老的人格进行贬责和嘲讽，似有故意亵渎之嫌，像是摇曳在学坛上的一朵《恶之花》。 

　　作者在该文中首先指称郭老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既不信仰三民主义，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他１９２６年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种种好处；另一方面说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是跟共产党“吊膀子”罢了。 

　　该文又说：郭沫若对朋友无信，对爱情不忠，对子女不爱，对家庭冷酷无情，“是个罪人”；并借用谢冰莹讲的故事，断言于立忱自杀是由于郭的欺骗，郭“是寡廉鲜耻，人格扫地的大骗子”。 

　　作者在谈到“文革”时，责难郭老没有原则，一味逃避、自保，称他的言行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是个“风派人物”；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似弹簧”。 

　　作者最后总结道：“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生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为了这种适应，他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胡乱解释；为了这种适应，违心地检讨；写作、讲话，言不由衷，也都是为了这种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他“鄙俗、虚伪、装腔作势，经常带着假面具表演”。“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懦怯，分外可怜，分外可笑”。“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 

　　请问：郭沫若真是这样吗？该文中所讲的一切都有根据的吗？这样的评价公平吗？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郭老“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周恩来对于郭沫若“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的前头”的精神也是倍加赞赏的，说他比卢那察尔斯基还要坚定，而且更懂得策略，在极为不利的革命低潮期，还是争取尽量为革命做出贡献。 

　　这样一对照，《郭沫若的人格问题》中的观点显然错误，评价更不切当。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应予认真的回答和严肃的批评；不然，听之任之蔓延开来，不仅有损于郭老的形象，同时也会对整个郭沫若研究产生不良影响。 

　　第一，关于郭老的信仰问题。郭沫若的确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早在《女神·匪徒颂》中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大加赞颂，说他们“终究是我们青年们当钦崇的杰士”。１９２４年他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的著作《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使他的这一信仰更加坚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孤鸿》）后来他还宁愿忍饿也要全文翻译《资本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后虽因无处出版而作罢，但当听说共产党人在广东闹革命，他立即前往广州，并于抵达广州的当日就与毛泽东会面；随后又于１９２６年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９２７年８月连续三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特别是最后一次在南昌起义途中──要知道那是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时刻，是在共产党最危机、最艰险的时候要求入党的啊！ 

　　第二，关于郭沫若与鲁迅之间的问题。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特别是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有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是属革命内部、同志们之间的问题，大不了什么事，不宜渲染、张扬，吹风点火；他们都已作古，我们后辈应让他们的灵魂安息。不过，１９２７年底至１９２８年初郭、鲁之间的一场误会的确需要说清楚。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初，郭从革命沙场风尘扑扑回到上海，马未卸鞍，他即刻“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清等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这证明郭沫若对鲁迅的一片热情和真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若衷和大义”，在人格形象上也确实应给他“绘上一笔重彩”。至于后来发生的一些龃龉磨擦，那完全是成仿吾、冯乃超、郑伯奇等人造成的，他们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创造社只是散漫性的文艺团体，并无“将帅”与“兵卒”之间的那种上下级关系，他们怎么会听命于郭沫若，“指到哪里”“就奔到哪里”呢？ 

　　再说关于“攻击鲁迅”，“恶意刻薄”骂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不确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篇文章署名“杜荃”，生前冯乃超就亲自询问过郭老，郭老从未记得有过这个笔名；郭老是坦直的人，冯又是老朋友，只要记得是他写的，他一定会承认的。郭老病逝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早春、朱寨他们认为“杜荃”是郭沫若的化名，那只能算作一家之言，推测、猜想不应成为定论。 

　　第三，关于婚恋家庭子女问题。这类问题比较复杂，关键在于认识。例如１９３７年，郭老为了国家的抗日大局，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投笔请缨”而“别妇抛雏”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把安娜及孩子留在日本，是对家庭的背弃，是对儿女的不爱。至于他们的苦难和悲惨遭遇，只能去怪军国主义，去怪日本法西斯。 

　　另外，读者还应特别注意，该文在这里引用的有关资料的可信性也值得怀疑： 

　　１、郭博关于“郭沫若是个罪人”一说未加注释，不知出在何处？是真是假？新旧材料都未曾发现。 

　　２、不知这两位作者怎么能听得到那位女学者在学术会上大谈郭沫若的爱情观的，此言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３、谢冰莹所讲的有关郭沫若与于立忱交往的故事，我觉得更不可靠，虽有脚注，但翻遍了《传记文学》，却找不到谢的这一奇文，真是咄咄怪事！（听说谢冰莹原是郭的老朋友，１９３７年他们还合伙出版过著作，她不可能写出这一诽谤性的作品）学术的生命全在于资料翔实可信，万不可凭空杜撰啊！而上面的几个问题无法得到验证，反过来倒恰好说明郭老清白无辜，他没有欺骗过于立忱，于的自杀与郭老无关。 　　 

    ４、“文革”中的情况，也许有某种真实性，但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郭沫若，即令郭老是国家级领导人，是文化界的“首脑”，也不该独自担当全部责任。评价一个人，不应忽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我们评价郭沫若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那时，冤狱遍地，赭衣塞道，告密、诬陷之风弥天。那时，因一言杀身、一言灭族者处处可见，割掉舌头、切断喉管者也非罕事。那时，人人如倒悬，惶惶然不可终日。那时，堂堂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变成囚徒，隔离、审查、批斗，“虎落平阳”，受尽惨绝人寰的折磨和凌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严酷暴力及奴化心理普遍存在的条件下和环境中，谁还能有什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文化精英，政坛上的顶尖风流尚且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试问：这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郭沫若去“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还有什么理由申斥他为“臣仆”？为“弄臣”？还有什么理由讽刺、嘲笑他是“风派人物”，“腰肢软软”？再说，在那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时代人没有起码的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没有任何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一言获罪，性命难保，还侈谈什么“独立思想”？什么“独立人格”？ 

　　作者还指责郭老“一味逃避，一味自保”。我们也要反问：谁不逃避？谁不自保？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为了不再被批斗，甘冒“叛国”的恶谥，携眷乘一叶木筏偷渡出国，后宁埋骨他乡异邦，也不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叫喊“党天下”第一声的名右派储安平为免再遭厄运，隐姓埋名出走，滔滔三十余年，时至今日还未浮出露面，人尸两无；就是你们作者何尝不如此？如果你们不逃避、不自保，有情操，勇于献身，能活到今日吗？ 

　　临渊而羡鱼，见死方思生，只有在刀入喉管之时才悟知“逃避自保”法则的伟大，那是愚蠢的。 

　　再说，在专制和暴力之下的文人与权力之间有着解不开的“情结”，“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海瑞的这些话是对的，为官之后，文人的思想感情、行为作风、伦理道德，必须遵循和适应官场准则，调整和变异自己的人格心理，重塑自己的形象，如被放在一张魔床上，高个儿截去，矮个儿拉长。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乌纱帽，保住身家性命和其他一切荣名禄利。因而他们的软弱，他们的趋附和屈辱，似乎就是必然，就是规定。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昂首者无头，独行者断足。所以不应要求人们都学伯夷、叔齐，都学鲁迅、高尔基。 

　　在那时，谁的腰肢不软？谁不是“风派人物”？在荒唐的时代、畸形的环境里要人人都有正常的人格精神，无异于缘木求鱼。请翻一翻当年的两报一刊、抄本传单，谁没有大喊大叫“批刘”“批邓”？谁没有疯颠狂热吹林捧江？我们实在不必因为郭沫若写几句口号诗、“水调歌头”，叫一声“江青同志”，就把他永远当作大张挞伐的对象。如果有谁认为“文革”是郭沫若的“滑铁卢”，责难他那时没有表现出杰士风范、伟大人格，需要反思和忏悔，那也不该是他郭沫若一个人的事。他是环境的产儿，是时代的象征，我们，包括你、我、他，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应和郭沫若一样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忏悔。把全部的苛责、严谴都加在郭老个人身上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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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