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相见时难别亦难”：跨越“盲目地看不起”和“Tourism”

　　几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幸参加了一次中、日知识界代表学者们针对两国知识界的状况和双方共同关注的事项而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尽管汪晖、黄平、小森阳一、高桥哲哉等中日两国批判知识界的巨匠们都与会讨论，但整个会议还是有一种肤浅的感觉。与会者们的发言一旦越出了本国的“国境”后，便堕落成了一种无法说服对方的“自言自语” 。后来，东亚知识分子们先后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大大小小的会谈，但我仍然不能确信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跨越“自言自语”的、说服对方的契机。今天这个会议说不定也将会只是以认同了反复出现的沟通之难而告终，我个人依然无法摆脱这种不安的心情……

    亚洲知识分子们的会谈中，势必要跟对方的论证产生冲突，对其所涉及的语境缺乏理解也不足为怪。但会谈中双方对其漠不关心地默契而过便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涉及到会谈的伦理根据的问题。专业为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知识状况以及社会历史的语境的学者之外的其他与会者们对其并不感兴趣，而对其了解的缺乏便也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所以，交流往往由现代性话语、脱殖民主义等世界性通行理论为支点而展开，并以此为据来评价对方论证是否有效。为了避免前车之鉴--那种“吃吃饭，喝喝酒，参观参观旅游景点”的消费预算性会议--，我们有必要首先共同思考一下如何才能使中国、日本的知识状况和韩国的知识状况真正相逢、以及是否能够真正相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按照几乎为互相“盲目地看不起”的现状来看，相互之间的沟通可能性并不乐观，反倒应该说是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严峻现实。

2． 跨越“共谋关系”：‘普遍’/‘特殊’和其外部

　　但是，上述的东亚知识界之间的交流最终在延长着一种对相互之间的沟通之难的觉察，而与此相反，在同西欧的相遇之中却并非此种情况。亚洲的各个国家各自同西欧相遇的方式总是同作为一种和“西方理论”为媒介的“普遍”的相遇而被接受的。大多的情况下，以西欧为“原产地”的“理论”和本国的“现实”之间两者相符或者相悖的情况都势必存在，但这种重叠或者冲突自身却很少被视作问题。本国的现实超出普遍的理论框架的时候，这种“例外”便作为一种应该包括在其中的特殊情况添加到普遍之中去，从而完成一个更为周全的普遍理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以不符本国情况为由，拒西欧理论于千里之外的立场，但它同上述情况属大同小异，都没有走出同一个框架来。因为这种顽强的“特殊主义”将本国的情况同样化作了一个在“地方性境域”内能通行的另一种普遍，只是在要求同西欧产的‘原装普遍’并驾齐驱的权利而已，并没有真正打破那个“普遍/特殊”的理论性框架，也没有暴露出其中的“殖民性”本质，更没有将其视为自身的任务。也就是说，这种思路并没有怀疑到“普遍”本身的根据所在，而是将基于本国现实上的体验或实情至少在“地方性”境域内，能够被承认为另一种“普遍”就算，不要再追问。可以说这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保全了原先的“普遍”，从而与其维持了一种奇怪的共谋关系。

    但是，可以称作一种“特殊”对“另一种特殊”之间的关系的‘东亚’内部沟通的场合之中，我们不得不面临“相互疏远”以及“无法理解”的状况。这总是向我们揭示着一些是在已有的普遍/特殊理论框架里曾未注意到的、无法说明的新问题。正是在这个支点上，我们能够发现竹内好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亚洲” 所存在的丰富的启发性。竹内好为了从根本上追究西欧和日本之间所设定的普遍/特殊关系而将中国也拉了进去。日本同中国这个他者相对比后，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自我定位方式。即：日本不再将自己置于“永恒化的特殊”位置上，而是置于了同其他“特殊”的关系中，从而能够体验到一种“换位可能性”。这种新的自我定位方式，能够显现束缚于普遍/特殊这个理论结构所隐含的殖民性和暴力性。借竹内好的话来说，对于东亚败于西欧的这个事实的觉醒和不断地生产败北的状况的再次的觉醒，在这种场合能够如此同时形成。依靠“东亚”这个参照体系或者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和解构把自己的国家联系到西欧这个普遍尺度来自我定位的习惯化的思路。

3． ‘东亚视座’和相互参照的可能性：东亚各国的后殖民话语为例

  　如果说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这个概念能够总结为以上的结论的话，它在许多方面是同“后殖民”这个时髦理论一脉相通的。后殖民话语从其批判西欧对非西欧的关系中所内在的根本殖民性和理论自身的暴力性的这个意义上来看的时候，同竹内好的亚洲主义有政治的亲缘性。但问题是，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其引入和流通的现象被视为问题的瞬间，便可发现它同以往的无法脱离殖民性的西方理论别无异样。通过西欧反省地吸收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等曾为殖民地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后殖民主义才得以成立。但是它作为以西欧为原产地的新的普遍理论在被引进、流通于东亚的过程中又重蹈了普遍/特殊这个理论框架所隐含的陷阱中。在我们发现内在化的殖民性而对其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完全依靠西欧为我们准备的理论，作为对那个理论的普遍性的试金石而提供我们的情况。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反讽：追求‘解放叙事’的后殖民话语，一旦进入东亚语境里却十分殖民化的方式被消费。然而，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反讽的情况却十分罕见，这一点才是东亚各国的后殖民话语真正的两难之境。  

　　但是对这种状况，在确保“相互的参照体系”或作为“方法”的“东亚视座”的情况下，东亚各国发现各自基于的不同语境、受用以及重新构筑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情况，并视其为问题的话，便会将问题梳理清楚。日本的情况里，后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对90年代泡沫经济以来越来越强大的右派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解决殖民地侵略和战争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而被引进的。 在中国与其相反，90年代初中期刚进口时，后殖民话语是作为牵制西方（美国）霸权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所谓“中华性”）的理论根据而被引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飞速进展和飞速跻身于世界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后殖民话语被用为同中国威胁论相对应的、一种富有新意的“反帝国主义话语”。在日本，被用作批判极右民族主义派武器的后殖民主义，也在中国却被活用为对抗美国的、强化本民族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据。上述情况就足以反映一言难尽的东亚各国知识状况的复杂性。

    战前日本作为一个拥有相当范围殖民地的“帝国”所具有的身份，和战败后从属于美国而发出克服“内在化的殖民性”这个要求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矛盾和错位，如果离开了日本的这种语境去理解脱殖民主义在日本的引进情况观点便会偏颇无疑。理解中国也不外乎与此，在中国抗日和抗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历史成果被归为共产党威信的历史基石，这种社会的理念性基础在90年代以来伴随着飞速的世界化发生了动摇，离开了这种语境也不会理解“脱殖民”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会很自然地被翻译“反霸权”叙事这层意思。如果我们将日本和中国各自的后殖民话语按照哪个更接近“原版”来做评价其优劣的话，无可否认将会同脱殖民的“大义” 南辕北辙。

4．“方法”概念的战略化 ：作为“态度”乃至“实践”的东亚

   孙歌在指出竹内好亚洲观的特点时，首先强调其中对“实体性”的否定这个方面。东亚并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而被定义的。竹内好对“亚洲” 的注目，是针对像30年代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论一般的、为堕落成侵略主义的战前日本亚洲论寻找合理核心的试图而提出的。竹内好对战前日本亚洲话语的批判可以大体总结如下。即：亚洲被视为一个实体的时候，其政治性应归结为一种受侵略者的集团性防卫权主张，认为其绝对正当的这种信念是为了动员邻邦亚洲各国参与反侵略，因而形成了一种连自身的侵略和殖民化也不加思索的自我矛盾。战前日本亚洲话语正是以对其进行合理化为据而运作的。如此看来，作为“实体”的亚洲按照一定的基准设定了自身的界线（理解关系的排它性贯彻范围）。在界线以内，排除异质性的要素而自我成立的时候，这种方式的实体化过程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而在同界线以外的竞争过程中，从根本上无法摆脱一种扩张的“国民国家的”目标。这种目标的设定和追求过程同追求一个超出个别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想的、 “作为实体的亚洲”的政治性有所不同，它从双重意义上踏习了自身想要克服的“国民国家主义”问题。首先，它在形成一个实体的政治性亚洲的过程中，排他性的贯彻了主导国的“国民国家的”理解方式，这是其一。另外，即便是这种方式能够使亚洲实体化，对于界线以外的领域，总是贯彻了一种更广范围的“国民国家的” 理解方式，从这一点上来看，它依然是在重复着一个“国民国家的”结构。

   孙歌再三强调了竹内好的“方法”概念，认为在以这种方式将亚洲实体化的时候，竹内好的“方法”概念是一种能够回避“自相矛盾”的新路径。西欧这个“普遍” 的镜面下反映的作为“特殊”的日本，在上述关系（主人/奴隶关系）中将自己定位于普遍这个位置上，而它自身所具有的欲望的的最高值在这种关系中却受到了制约。结果为，日本实际上通过殖民化亚洲的其他国家重新生产了一种普遍主义的暴力，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在亚洲重蹈了西欧对日本的关系。竹内好的“亚洲”不是一种形成固定政治“实体”的政治目标，而是作为一种同西欧“相应的产物”，通过生产和共有“国民国家主义”，能够去除在被国民化地主体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 “毒素”的、能形成一种反省的机制的理论性策划。它通过引入国民国家的界线，对于形成主体的特权化方式，假设和引入了一个更为广义的新的界线，使内部的界线相对化，它作为一种生产国民国家主义的脱-特权化试验而显现出其性格来。根据韩国以及日本知识界的单方论证，强调国民国家的界线内部所展开的许多层次上的少数主体化过程、批判靠“国民国家的历史”形成的主体化以及将其相对化等方式，如果可以称为“内破”的战略的话，我们将“亚洲”这个暂定的界线设定为民族历史的上部领域，将其内部作互相的参照或对比，从而暴露各自“国民国家”的根源的方式，便可以称为一种“外散”或者“外播”的战略。孙歌通过对鲁迅的解释和战前日本的“东亚”论的彻底批判，将竹内好看取的某种理论、伦理的立场，彻底制约于日本内部语境之中的竹内好的立场等，在当代现实和紧张关系中进行了主动性的分析，如果我们将她的分析中所显现的东西称为东亚的话又会如何？固然，这只是竹内好所说的“方法”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我寄希望于一种新的可能性：实现那种作为伦理性“态度”的侧面，从竹内好的“东亚”这个用语的实体/方法对立结构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推进脱后殖民话语的问题意识。

5．喙啐同机

　　如果我们称击碎国民国家想象这个铜墙铁壁的过程为打破蛋壳出生的小鸡的话如何？如果没有母鸡用喙在蛋壳外面做裂痕的话，里面的小鸡啄蛋壳的行动可能就会变成徒劳。如此以来，最终的课题为是否应该将民族主义既有批判方式--在国民国家界线内进行的少数身份的批判性立足点—同东亚的视座这个更广阔界线的暂时设定战略相结合。

　　对后殖民话语的批判性问题的设定，应该重新置于“东亚”这个共同体验的火炉之中磨练，将其作为努力打开我们复杂现实的具体武器，这既是一个由引进理论到生产理论的内在性的脱殖民过程，借用竹内好的话来说，更是把从西方引进来的东西按我们的方式加工之后还给西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东亚”毕竟不是一个暂时流行的“地域性”话题。并且，同当今资本以及国家（间体制）主导的炫目的“跨国境化运动”相对比的抵抗性“跨国境化”的方式的创案，作为一种内在思想资源的“东亚”，通过再度共同思考跨越国民国家界线可以创新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这可以说对当今流行的‘全球化 ’敢提出一种‘地域性’批判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