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的学者，胡绳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期担负重要的领导工作，他的一些学术观点曾经对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产生过广泛影响。胡绳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看法一般都为学界所熟知，但是他在晚年思想变化及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尚不被人们所熟悉，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论一二。

一

胡绳是较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以史学家而闻名，一生涉猎的学术范围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领域。他长期被认为是党内的“秀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所谓党内“秀才”一般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原先在莫斯科学习，三十年代初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或其它革命根据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教育的同志；第二个来源：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的上海和北京等城市，开展、坚持左翼文化运动，在抗战爆发后，或进入革命根据地，或留在国统区，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宣传活动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革命意识形态对党之重要，不仅在于它为党的所有活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它对现实的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党的早期历史上，党的理论工作者往往就是党的领导人，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他们受到全党的尊敬，在革命者的行列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这在革命的初创阶段尤其如此。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艰难曲折，并非照搬马列书本就能一通百通，随着中共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国情了解的加深，中共的理论自觉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的那种因熟读马列书本，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由红色理论家而兼党的领导人而包办领导革命的局面被转换，而代之以一批既精通马列原理，又深具革命实践经验的同志执掌革命的领导权，党的意识形态系统随之也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原先在意识形态领导岗位上的“红色理论家”逐渐演变为在革命领袖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从此他们也有了一个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称谓： “秀才”或“笔杆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后的四十年代初期，原先“红色理论家”中的一部分人因在苏联学习期间受苏联“教条主义”思想的浸润较深，特别是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过严重的偏差，曾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批人就很自然的淡出党中央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岗位而转任其它工作，如：张闻天、何凯丰，吴亮平等。而另一些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同志，由于和教条主义做过斗争，则被委任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如二十年代后期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陆定一，从1945年中共七大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初，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一职，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没去过苏联学习，三十年代战斗在上海亭子间的红色“秀才”，则受到党的更多的重视，被委之于重任，如胡乔木、周扬等，胡绳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初，胡绳同志在19岁时就在上海崭露头脚，写出《新哲学的人生观》，被党内同志誉为“神童”。1947年，胡绳29岁又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深化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述，在构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叙事”解释体系上发挥了了重要作用。尽管胡绳同志没有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历，但他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重用，建国后胡绳曾任中宣部副秘书长、《学习》杂志主编、《红旗》杂志副主编，以后又直接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服务，担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参与起早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参加毛选的编选工作，直到文革前夕的1966年2月，胡绳作为“秀才”，和其它几个“笔杆子”一起，陪同彭真一道去武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二月提纲》。

胡绳很坦诚地说过，他几十年来，写的东西虽说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总的说来，无一不和当时的政治有关。都是由有现实政治的刺激而引发的对某些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写出的东西首先也是服务于革命，服务于党的工作目标。换言之，胡绳同志是一位新型知识分子，也就是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言的那类“有机化”或“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些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说，共产党人为了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上的领导权，即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有赖于“有机化知识分子”的积极的，广泛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活动，他们建立和阐述革命的解释系统，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来吸引广大群众。“有机化知识分子”与一般以传承知识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态度，气质上都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是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永恒的说服者”。毛泽东也说过，1927年后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后者的标志就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有机化知识分子”挣脱旧学院体制的束缚而脱颖而出，活跃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引领着时代的潮流。1934年春，胡绳考入北大哲学系，仅仅读了一年，就觉得在校读书没意义，又回到了上海。胡乔木的情况也是类似，他因参加左翼活动，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读书时间都很短暂。这就是，“有机化知识分子”首先是战士，然后是学者。

二

胡绳和原中宣部的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是他获“解放”较早，在1973年就已复出工作，重新担任了原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部）领导工作。从1973年到80年代初，胡绳的思想正处在一个转变过程中，一方面他对文革前的极左思想有所不满；另一方面，过去的习惯思维仍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在这个时期内，后一种倾向似乎在胡绳的思想上占据了上风。这具体表现为：胡绳一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应迟缓，表现出对“两个凡是”的某种迷信。

胡绳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他重新思索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对自己的一生开始了反省。80年代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社科院院长，比较深入地接触了改革开放的实际。据了解他的吴江先生称，胡绳几十年内，“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2），但到了晚年，胡绳的思想却出现了惊人的转变。

1、胡绳1999年提出了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作用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999年5月）。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崇尚农民精神和道德上的纯洁性，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企图在经济落后和不发达生产的基础上，一跃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的阶段，直接依靠农民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体表现为，轻视商品生产和反对市场，崇尚农民平均主义。胡绳指出：毛泽东原先是反对民粹主义的，在四十年代后期曾有过相关的重要论述，但在建国后，毛泽东又陷入自己曾反对过的民粹主义，导致五十年代后期的“穷过渡”、“共产风”和持续不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2、胡绳提出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遵义会议”的论断。他认为，建国50年历史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前三十年虽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思想上的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后二十年，邓小平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生机。三中全会避免了亡党亡国，使中国走上繁荣强盛的正确道路。

3、坚信社会主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会再焕发出生机。胡绳说，如果再用三个世纪，即三百年时间，大体完成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4、胡绳不同意过去党风好的传统说法。他认为，从党的整个历史看，从来没有绝对纯洁的时期。五十至六十年代，整人之风极烈，党内出现了一些善于整人的“健将”，正是这种风气为文革造成了一定的基础。（3）

   胡绳同志这些新认识主要集中在有关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和三中全会的评价上。前一个认识，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就初步提出过，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胡绳在改革开放更深入的新的时代条件下，站在纵览社会主义百年发展历史的更高的角度，重新论述这个问题，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笔者认为，在理论问题上一向严谨的胡绳之所以在他的晚年提出这个重要看法，绝非心血来潮，他不仅对他所要论述的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胡绳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是一位把自己的研究和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世致用”型的学者，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一个重要理论家的言说，来表达对邓小平的理论的支持。

   胡绳对九十年代初一度兴起的非议，批评改革开放的言论是不满意的。他在1989年9月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里提出，社会主义模式若不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不了的。胡绳提出，不能回到文革前的道路，实践证明，此路不通。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有一段讲话，对胡绳的影响很大。邓小平的这段话一直到前几年才公开。

1992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接见海外人士时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4）

胡绳以自己的研究来支持邓小平，拥护和推动改革开放，他对三中全会的高度评价也是有感而发的，他所针对的也是那股贬低、否定改革开放成就的议论。胡绳盛赞三中全会的划时代的意义，三中全会使中国的发展“柳暗花明”，重开新局，虽然不少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但从未用过“社会主义时期遵义会议”这个表述。胡绳的目的，也是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就辩护。

三

胡绳的这些新看法公开以后，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人表示支持，但是胡绳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被指责“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其文章是“对毛主席批判”，认为胡绳是在“鼓吹资本主义回头路”，是在鼓吹“庸俗生产力论”，和散布“社会主义悲观绝望论”，以及“贬低了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等等。

胡绳因身体极度虚弱，到了癌症后期，没有直接回答批评意见。他知道自己被批判，也知道文章发表后一些人要“声讨”（5）。他自称，发表那篇谈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文章，为了预先对付攻击，处处设防，使得文章有点象裹脚布那么长（文章长达2万字）。

胡绳临去世前，对他一生有过回顾，他在“八十自寿铭”中写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认为自己中年以后，有一段长达三十年的思想苦闷和徬徨，这就是他说的“自我认识困惑，在写作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又不能不写一些适应潮流的文章。

笔者认为，胡绳之所以长期陷入思想困惑，主要不是他的个人原因，而是大的时代环境对一位“秀才”的多方面的要求和制约方面。作为一个“有机化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特别是在革命尚处在分散状态下，他们在建立和阐述革命理论方面，曾几何时发挥出何等强烈的主动性，显现出一个红色理论家的旺盛的思维活力；而当革命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后，“秀才”虽然还是发挥着“号角”的作用，但个人的主动性已受制于统一论说，统一步调的严密的指挥，“秀才”个人创造性思维的空间相应狭窄化了，这不是胡绳一个人面临的新问题，而是一批“有机化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胡绳一生有两个闪光的阶段，一个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就是他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他的晚年，八十至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十七八岁至八十岁这个阶段。八十年代初中期，他的思想仍然处在转变的过程中，一直到1987年，胡绳的思想才整理清楚(6)。

胡绳的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在李先念同志的支持下，从1973到1979年写的。胡绳在晚年以严格自省的态度，自我评价这本书“没有什么突破” （7）一开始这本书销路也不好，1982年初，王震同志读了这本书后大加称赞，中央三个部门联合开会提倡全党干部阅读此书，结果发行了三百万部。

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处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胡绳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看法有很大差距。胡绳同志代表社科院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提出，社会科学战线的任务是批判怀疑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中央领导同志则认为，应该发展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过时观点的束缚。1987年后，胡绳承认自己曾受到过去左的观念的影响。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胡绳内心中的那种追求和探索真理的那一个方面就占了上风，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求真求实的态度。他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中，称自己 “老遇明时倍旺神”，也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的精神才更加旺盛起来（8） 

笔者认为，胡绳晚年的研究值得重视，它包含了非富的思考和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心。同时，笔者也认为，胡绳的看法是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采取学术争鸣的方式开展讨论。但是用戴“大帽子”的方式进行论辩，是违背“双百”方针的，那种动则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模式，应该尽早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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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62页。

2，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15-16页。

3，郑惠：师门忆语（三），《百年潮》，2001年第3期，第50-51页。

4,  引自于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16页。

5,   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17页。

6，郑惠：师门忆语（四）， 《百年潮》，2001年第5期，第43页。

7，郑惠：师门忆语（三），《百年潮》，2001年第3期，第51 页。

8，吴江：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