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譬如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就将他们的研究与日本对华的政策联系起来。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是两个好例子。
　　
　　内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国的问题太多，内部已经腐烂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发、复兴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须借着日本的帮助或引导（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国再生。内藤后来参加了满洲国，他的一生似乎体现了善意与扩张主义复杂的夹缠与掩饰。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这两位学者倾向于贬损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这样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而以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著名的实藤惠秀，一度也有透过追索近代中国的日本因素来支持日本侵略的倾向1。在这里，我想尽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摆脱这些偏见来探讨戊戌前后中国思想资源之变化与日本的关系。
　　
　　以「思想资源」这一点来看，宽泛一点说来，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郭颖颐语）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充填传统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最后取代传统思想的地位。
　　
　　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但无论如何，人们是透过它们在想事情。
　　
　　弄清楚一个时代「思想资源」的版图、轮廓与内容非常不容易。在「思想资源」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这或许也解释了为甚么传统士人在面对危机或是面临重大转折时，一再想象的解决办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言论可以作为代表。顾炎武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等同起来，黄宗羲认为不读经书则不能为「大家」等等。这种现象背后当然还有「崇古」等其它更为复杂的因素，但是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限制必定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心态不只表现在对某些具体事情的看法上，同时亦形成一种普遍的态度，使得传统士人一旦眼前无路，便想回到上古三代，因为眼前少有其它更具说服力的「思想资源」供其选择了。
　　
　　大量流入近代中国的西方及日本的知识，是继佛学进入中国后另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资源」的变动，人们的「概念工具」大变，所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的凭借也不同了。
　　
　　洋务运动以后译介西洋书籍的风潮已经开始，而且它与晚明翻译西书有所不同，因为晚明所译西书在当时广大士大夫圈中只占边缘性位置。但清季西学进入中国时，后面跟着洋人的枪炮，所以它的说服性很强，反对它们的人固然所在多有，但整体而言，西学逐步取得读书人的注意。如果没有这一批新书籍，康有为也不会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建构他在戊戌以前的思想2。然而，诚如梁启超1897年在〈大同译书局条例〉中说：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机构，在三十年间译书不过百种。甲午战败后，来自日本的思想观念及书籍，其规模远大于前者，尤其重要的是，大量西书透过日本的翻译再转译为中文，这等于是经过日本的选择与咀嚼后才放入中国的口中。
　　
　　一
　　
　　「思想」没有翅膀。以传统中国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现实政治社会面临严重问题，根本不可能为新思想资源的引入创造有利的土壤。故讨论日本思想资源输入的问题，首先要看中日两国在历史的天平上轻重的转变。
　　
　　虽然中日两国的思想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但无可讳言，在近代以前，日本始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德川时期为例，宋明理学与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更是深入，即使到了近代，中国被西方击败的经验也被幕末的日本充分吸收。大庭修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这一点。他搜集宁波、南京两地输出日本书籍的目录，并追查其中部分重要书籍的流向，对这一「受容」现象勾勒了一个轮廓。像《海国图志》一书，便对幕末日本的领导阶层及「志士」发生重大影响3，是长期闭塞的日本认识西方世界的重要依据。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我们发现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幕府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4。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它幕府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5。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记事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绘画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新日本，这些书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黄遵宪可以说是第一个严肃面对一个正在成形的新事实的人，不过他显然也是透过自己的眼晴在筛选他所看到的东西。黄遵宪虽然对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及议会制度存有好感，但是他最强调的，还是日本如何成功地透过中央集权而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6。有意思的是，黄氏的著作在甲午战败之前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注意，该书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前却从未广泛地流通。这种现象自然与中国亘古以来的日本观有关：日本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的变化，谨慎地考虑因应之道，反观中国这一边，则总是因为优越意识作祟而漠视它的东邻。在一篇有关中国对日本态度之变化的研究中显示：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当时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书报导日本的新发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引起清廷决策者的注意。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三百年来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剧变，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达到高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亦急遽变化。在此之前，日本虽然知道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是仍不敢认定中国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哥伦比亚大学日本文学专家多纳德．金（DonaldKeene）有这样的观察：在战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汉文出版的，这是为了向它的读者们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小孩看的7。甲午之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8，而且有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而不是当时的中国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9。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到北京去」成为相当流行的口号10。
　　
　　在日本急遽变脸之时，中国方面也有激烈的改变。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光是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前往。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MariusJansen）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11，而戊戌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与这一波留学运动分不开12。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学习日本的学术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13。然而，日本也不仅止是一个「接生婆」，事实上，许多转手而得的西洋知识已经经过日本的选择、改变，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
　　
　　二
　　
　　以下我将举几个例子，藉以介绍当时从日本吸收进来的文化资源：
　　
　　首先是翻译。早在1939年，佐藤三郎就已经出版过一份目录，发现有152本日本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14，此后，这一份中译日本书的目录越加越长，一部重达数公斤的书中搜集了5,767种书目15，但据调察，尚有将近一千种书未被收入。试想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新的「思想资源」？如果分析这些中译日本书出现的年代，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清楚的变化：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956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迻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全世界各种语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据《明治文献目录》（1932）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它所列的1,472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3本是译自中文的16。如果把它与《唐船持渡书》相比较，便可以充分发现，明治以前中日之间那种文化思想的关系已经彻底消失。
　　
　　在大量中译的书籍中，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最为大宗，这些新教材掀天盖地铺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中国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陈独秀幼年便亲历过这种经验17。本世纪初年出版的《国粹学报》中，对大量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便非常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想再以古代典籍作为教材，而主张自己编一套。在〈国粹学报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近今学校林立，而中学教科书尚无善本。」其下有小注云：「我国故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艰，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舋东文。夫以本学之学术事实，反求之译，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
　　
　　接着是文学。如果把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文言合一运动」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日本学者中村志行就日本文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作了研究18。以梁启超为例，梁氏在《新民丛报》中的文体，常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陈独秀与胡适。中村志行分析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并发现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19，黄得时在研究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记》与中国的新小说时也得到一样的结论20，甚至从梁启超的诗中可以发现他扬倡的「诗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21，而明治时代的新戏剧运动与晚清中国的戏剧改革之间也有关联22。
　　
　　新词汇的引入似乎更为重要。对日本来说，汉字与中国的词汇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后，或者说上一世纪的最后十年，日本词汇大量「倒」进中国文化中。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汇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词汇。新词汇引入的规模之大与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汇可以比拟23。而这些词汇的引进，也相当微妙地改变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没有这批词汇作为概念工具，许多文章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写出来。这使我们想起年鉴学派史家费夫尔（LucienFevre）在研究拉伯雷（Rabelais）究竟是「不信者」或只是像伊拉斯莫斯（Erasmus）那样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时，发现十六世纪并不存在「绝对」（absolute）、「相对」（relative）、「抽象」（abstract）、「因果」（causality）等字眼，所以在当时的「概念工具」中并不足以产生决然「不信」的概念24。如果想了解这一批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对后来中国的影响，那就得想象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个时代存在过，人们到底会怎样下笔写文章。
　　
　　这批如海水般席卷而来的新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名词，经过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些词汇的意义已经产生变化，譬如「经济」一词便是。新人物喜欢用新词，当时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词，便俨如看到了品质的保证，可是旧人物却恨之入骨。张之洞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可是他的幕僚说，「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新名词了（案：「名词」二字亦是来自日本的），可见新词汇渗透力之大，就连反对它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它。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满清退位之后，在东北准备卷土重来的蒙古贵族升允曾在民国二年（1913）六月间发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专门攻击新名词25：
　　
　　呜呼！近时为新名词所惑也众矣。人有恒言，动曰四万万同胞，曰代表，曰保种，曰排外，曰公敌，曰压力，曰野蛮，曰推倒君权，其不可一、二数。凡此皆仅以为笼络挟制之术者也。
　　
　　他的檄文当然是针对清末推倒满清的几种新政治词汇而发，而其中有几个便是来自日本（譬如「代表」）。
　　
　　到了1915年，有一本题为《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作者署名「将来小律师」（赵文祖），他说自戊戌变法维新以来，日文行于中土，其中流行的新名词有59个：「支那、取缔、取消、引渡、样、殿、哀啼每吞书、引扬、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相手方、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差押、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手形、手乎、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片务─双务、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取立、损害赔偿、奸非罪、各各─益益、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恸、从而如何如何、支拂、独逸─瑞西、卫生、相场、文凭、盲从、同化。」26这张名词表中有一些现在已经完全不流行了，不过如果将其中一大部分从今天的中文中取消，造句作文必定是另一番景象。
　　
　　1934年，江亢虎、王西坤、胡朴安、潘公展、顾实等人组织「存文会」，提出「保存文言」的口号，但他们的宣言书很快就遭到攻击。1935年5月《现代》刊登了江馥泉的一篇文章，指出存文会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标有底线的词汇，都是「群经正史诸子百家」见不到的，其实就是来自日本的词汇27。汪馥泉标识的这纸宣言书收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实藤的原书，譬如第一句「发起旨趣书」，除了「书」字以外，皆是日本词汇28。
　　
　　当然，新词汇有一个逐步说服人们的过程，譬如梁启超文章中：「美利坚……一战而建造独立自治之国家者，华盛顿时代也……三战而掌握世界平准（日本所谓经济，今拟易此二字）之权者，麦坚尼时代也。」他不时摆荡于中国的旧词及日本的新词中，譬如他在这里便犹豫究竟要用旧词「平准」还是新词「经济」，后来还是「经济」占了上风。又如他写：「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着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29最后，当然也是「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压倒了「资生学」、「智学」、「群学」。
　　
　　这些思想资源的引入，使人们在考虑事情时有了相当不同的方式。以政治思想为例，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乃至社会主义运动，都深刻影响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此处仅举与本题最为相关的一个例子，即日本的思想资源如何影响康有为和戊戌变法。
　　
　　康有为在1886年要张延秋告诉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缺乏，因为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30。那么，在有关政治方面的变革将取资于何方呢？康有为很快地转向日本，所以隔年12月，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清楚建议光绪「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自编年谱》1898年条记他与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等讨论变法，李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氏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然后「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31。黄彰健先生比较《日本变政考》与《明治政史》（1890）发现，《日本变政考》记明治元年事大部分是据《明治政史》摘译再加以改窜32，而《变政考》中其它不少内容及带有主观见解的案语，则显然取材自黄遵宪《日本国志》。譬如《变政考》卷二谈纸币，卷三谈官禄，卷四谈兵制，卷五谈内务省、大藏省等官制改革，卷六关于元老院及大审院，皆明显取材自《日本国志》。光绪在戊戌年颁布的改革诏令，涵盖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农工商矿等，不一而足，大部分是从《变政考》转手而来33。所以戊戌可以说是一种「日本模式」的变法，尤其是大幅脱出传统「六部」的观念去思考诸子官制的细节这一点，便很值得思考。
　　
　　以历史写作为例，传统士人会非常顺当地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可是日本教科书进来之后，人们的写法开始改变，发现只有一姓之变迁不足以为历史分期之标准，并认为如果不分期，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在这方面，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樊炳清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影响最大。这部书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而后来编写教科书的中国人便有意采取这种方法，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34
　　
　　综而言之，这是一波没有像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文化明星却又影响广泛的译介运动，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启蒙35。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它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的教科书，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影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