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德里达认为，胡塞尔思想中的“平行性观念”导致胡塞尔最终从“先验现象学”转向“发生现象学”，而“历史—目的论”的途径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原历史”成为了现象学的课题，这种“原历史”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激活”，对起源的“思义”。但是胡塞尔在现象学历史性的框架中使用的依旧是心理学生成的方案。胡塞尔现象学在本质上也依旧是一种“形而上学”，德里达对胡塞尔现象学解构的目的是要达到一种“后现象学”，所以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最终诉诸于“书写”。
　　
　　[关键词]：发生原历史起源现象学
　　
　　发生现象学是与静态现象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生成、发生”[1]能够成为现象学的课题，这使得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扩展了足足一倍有余。对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反叛和解构大都走的是发生现象学的路向，德里达也不例外，发生现象学构成了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发源地。但是，与其他发生现象学的路径不同，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的路向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发生现象学意味着，“历史”突入了现象学，并成为了现象学的主题，而这在静态现象学看来是绝不可能的。一旦历史作为现象学的主题，现象学“在研究的区域性限度内便发生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它越过这些限度走向了一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2]这种“新的彻底性的形态”就是发生现象学。
　　
　　一
　　
　　胡塞尔现象学的两次转向（包括发生现象学的转向）都源于胡塞尔现象学内部的“平行性观念”。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不断地尝试调解的是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的要求。”[3]我们知道，结构主义倾向根据某种内在法则对整体、形式或组织化功能进行含括性的描述，而在这种内在法则中，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它们的相关关系和对立之连带关系才能获得意义，胡塞尔现象学中这种结构主义的要求最终促使胡塞尔实现了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变，所以这种结构主义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先验现象学中。而生成主义则倾向于对结构之起源和基础的重新搜寻，胡塞尔对几何学起源的思义就是寻求结构之起源和基础的发生，并最终实现了从先验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的转变。胡塞尔现象学的这种“思想内部辩论”，使胡塞尔在狄尔泰主义的生命哲学和完型主义的结构哲学之间进行了“左右开弓的搏斗理路”。由于胡塞尔本人既想要保住来自所有事实性意识的那种数理或逻辑观念性的自治，又想保持住它对于某种一般主观性的原初依赖，也就是说胡塞尔既要坚持逻辑主义的结论，又想坚持一种心理学主义的原初生成。那么胡塞尔就“得在逻辑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者的生成主义两种暗礁之间穿梭”。[4]胡塞尔思想中的这样一种矛盾将必然会“强迫胡塞尔去违反他研究的两种规则：纯粹描述性的空间及其研究朝向历史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意图”，从而“重新占有这个变得越来越具蔓延性而且似乎也越来越不适合于现象学的先验论及其先验观念主义的原始生成”。[5]正是胡塞尔思想中的这种“内部辩论”逼迫胡塞尔去突破先验现象学的传统限度，而去研究“真理的原初发生。”
　　
　　那么胡塞尔应该如何解决他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结构与生成找到一个“共源”。所以德里达认为胡塞尔需要“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初统一体，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共同根源，很早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是意义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将要不断地体会到这种共同的根源同样也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6]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就是结构与生成的“共源”。这等于是为胡塞尔现象学指出了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即冲破先验现象学的形式框架而向发生现象学的突围。发生现象学就是寻求这种构成性的原初统一体的生成。但是“胡塞尔一直强调他对辩论、两难和疑难的憎恶”，也就是对“思辨或辩证态度的憎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所以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当中，很难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而这一“起源的辩证综合”是由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当中实现的。
　　
　　德里达认为，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现象学的先验结构形式）向发生现象学突围可以采取三个方向，一个是“逻辑途径”，这个逻辑的途径也可称之为前述谓经验的发生。主要表现在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和《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胡塞尔这些文本的主要任务是要瓦解和还原主体的真理之文化级次的“一切谓述性沉淀”，向前述谓经验的回溯一直下行到前文化和前历史的体验层面。“目的是为了从最原始的前文化生活出发，去重新把握并‘重新激活’一般谓述作用的突然显现——无论是理论上的或是实践上”，[7]也就是通过“逻辑谱系学”去追溯逻辑的形式结构在“前谓述经验”发生；第二个是“自我学逻辑”的途径，即“先验自我”的发生。也就是“重新降回到，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思—被思者这个对子的前层次上去，以便重新捕捉住为自己而在并‘持续不断地将自身当作实存者建构’的那种自我本身之生成”。[8]返回到“我思—被思者”的前层次上去，就是追溯先验自我的发生。但是，胡塞尔认为，“自我的这种生成性描述”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限制，它们之所成立是由现象学只是处于开始阶段的缘故。可见，胡塞尔仅仅把这一途径当作是现象学的一个临时性的入口；第三个方向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这是最能够体现现象学的先验限度所遭到突破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寻求“先天可能性的历史维度以及真理的原初发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理性的终极目的从头至尾地贯穿着历史性，并且特别地贯穿着“自我历史的统一体”，理性就是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逻各斯。“历史—目的论的途径”就是“对源初含义的重新的激活”，探讨真理（理性的终极目的）在历史中的原初生成。胡塞尔的这一发生现象学的途径是通过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实现的，因为在胡塞尔看来几何学的起源具有一种例证性的意义，在对几何学起源的回溯当中寻求观念对象性的原初发生。德里达认为胡塞尔的这条道路“绝非多种道路中的一条”，而是唯一的可行的道路。所以，德里达认为，“普遍生成现象学却是有第三途径预示的”，[9]这第三种途径应当提供了通往一般历史之本质（edios）的“入口”。这条道路是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一书所昭示的，所以德里达才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胡塞尔的这篇不太为人熟知的短文，并为其配上了长长的引论，引论的篇幅竟然是胡塞尔原文的六倍多。
　　
　　作者：王庆丰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