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代文坛的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几位堪称天才的文学家。他们的出现让现代文坛为之生辉，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这些文学天才在建国后却集体消失，未能重现当年辉煌，让人扼腕叹息，留给后世的教训也发人深思。
　　
　　这些人里最具天才，成就最大者当属戏剧大师曹禺。曹禺在年仅23岁时便写下中国话剧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力作《雷雨》。而后又相继写下《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等作品，几乎部部是经典。而他在一九四二年将巴金小说《家》改编为剧本后，便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创作高峰，而彼时曹禺不过32岁。在这样轻的年龄里能有如此功力，可以说无论在现代还是在当代的戏剧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在现代还有一位戏剧家吴祖光，有“神童”之誉。20岁时写出了成名作剧本《凤凰城》，在之后的十年里，又陆续写出了《正气歌》《林冲夜奔》《风雪夜归人》等十一部话剧。既高产又高质，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现代文坛，有一位小说家横空出世，宛如一道彗星划过夜空。他便是路翎。路翎在16岁时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19岁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年仅21岁时便发表了长达80万字的长篇小说《才主底儿女们》，震动了当时的文坛。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说：“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批评家曾唐湜这样称赞路翎：“路翎无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丰富而又全心充满着火焰似的热情的小说家之一。虽然他的热情像是到处喷射着的，还不够凝练。但也正因为有这一点生涩与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然而在建国后，这三位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的天才作家却辉煌不再，创作上一再走下坡路，直至从高峰跌至谷底。三人中成名最早，最有才华的是曹禺，同样退步最大的也是曹禺。曹禺在解放前的十六年的创作生涯里写了8个剧本，几乎都是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而在解放后直至逝世的47时间里仅仅写了三部剧本，其中有一部还是与别人合作的，质量上都属平平之作，完全看不出是出自写过《雷雨》《日出》的戏剧大师之手。
　　
　　另一位戏剧家吴祖光情况要稍好，改编了评剧《花为媒》，写了京剧剧本《三打陶三春》,话剧《闯江湖》等。但总体来说，少年成名的吴祖光，在解放后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并未写多少有分量的作品。现在很多人知道他，还是因为他有一位比他更有名的夫人新凤霞。
　　
　　最让人惋惜和伤感的还属天才作家路翎的陨落。路翎在解放后成了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所欢迎的作家，在1952年写完《哇地上的战役》后便遭到如潮的批判。此后遭到了长达20余年的残酷迫害，在这人生最富创造力的二十余年里，路翎却因为政治的原因，没写过一篇文学作品。
　　
　　三位天才在解放后集体消失并非江郎才尽，相反他们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刚刚解放时，曹禺年仅39岁，吴祖光年仅32岁，路翎则仅仅26岁，以他们这样的年龄和创作才华本应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但终究不仅没有再现辉煌，甚至连辉煌时期的一半也没达到，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像解放前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了”。他们都被卷进了政治的旋窝里。
　　
　　吴祖光因系“二流堂成员”，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路翎被卷入“胡风反党集团”遭到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以至于精神分裂。曹禺的情况要好得多，尽管在“文革”中也被揪斗，但很快就重新工作。不过曹禺能躲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还是由于他紧跟时世，明哲保身。无论是批胡风、批丁玲、批刘绍棠还是反右，直至文革后批电影《苦恋》，他几乎成了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名副其实的墙头草，随风倒式的人物。
　　
　　在重新恢复写作权利之后，曹禺和路翎都渴望再写出力作，来挽回被白白损失的光阴。但此时的他们经历的太多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才气纵横，妙笔生花的天才少年了。他们才华早已被岁月风雨和政治风霜所磨平，那支生花妙笔再也找不回来了。曹禺在写完最后一个剧本《王昭君》后，曾构思过还几个剧本，最终一个也没有写出来，在苦闷中走完了一生。而路翎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写了500多万字的小说，从数量上看，仿佛当年的路翎又回来了，但这些小说却都没有发表，这次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那些小说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因此路翎的文学生涯实际上在他年仅29岁的时候便戛然而止了。
　　
　　其实，在解放后消失的作家不仅仅是他们几个，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大师里，除了鲁迅外，都活到了解放后，但在解放后都不复昔日之勇。除了老舍写了《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外，在建国后至文革的“十七年”里，这些大师都没留下什么力作。在文革后，巴金才写了《随想录》这样讲真话的大书，这样的书在新时期开始之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总而言之，建国后至新时期的整体文学水平远不如现代文学时期，原因就是政治戕害了文学。作家们被国家圈养，成了那个时代的传声筒。同时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而作家这个职业又是靠思想吃饭的。当不允许你独立思考，只要求歌颂新时代，写新人新事时，那些从旧时代走来的作家们自然就水土不服了。只要他们稍微向“右”一点，就成了右派，被打入另册。别说他们，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位文学“神童”刘绍棠，以及同一时代的王蒙、从维熙这些小年轻的作家也都成了右派。好在他们年轻，进入新时期也依然没过创作的黄金期。
　　
　　所以天才的产生是需要土壤的，也需要一个适当的环境。当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再天才的天才也会被扼杀在摇篮里。那些天才作家的消失不仅是他们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坛的损失。让我们不知少看了多少文学精品。所以给作家以创作自由，为他们的思想松绑，让政治远离文坛，才是文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君不见，古往今来的文学精品有哪一篇是在君主的领导之下完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