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刻毒、最黑暗的部分，但却是被历代帝王最经常使用的部分。
　　
　　法家智谋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备矣。”他还说过：“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
　　
　　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然而，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民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摄，“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的，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关于这一点，慎到认为要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中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时机上是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韩非、管仲、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恐怕会有心惊胆寒的感觉。他们这哪里是在对待人，就是野兽如果被这样系统、严格、刻毒的方法来驾驭和训练，恐怕也会乖乖地俯首听命。我们在这里仅能对这个庞大的系统作简要的介绍。
　　
　　在法家看来，要想让君主接受自己的建议，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首先使君主把自己控制住，否则，那就有篡权乱国的嫌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御臣。在论述君臣关系时，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立的，君于臣决不能以仁、义、忠、信来维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由于其间的利害关系，不仅道德、情感靠不住，即使是君王的亲生骨肉也同样靠不住，夫妻子女的关系都靠不住。以此类推，可以说一切关系都靠不住。因此，君王应对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内的所有人，都只以利害关系为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管子》提出了用臣“八策”：一、“予而夺之”；二、“使而辍之”；三、“徒以而富之”；四、“父（斧）去而伏之”；五、“予虚爵而骄之”；六、“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七、“有集礼义以居之”；八、“时举其强者而誉之，强而可使服事”。韩非的“结智五法”是：一、“一听而公会”；二、“自取一，则毋堕壑之累”；三、“使之讽，讽定而不怒”；四、“言陈之日，必有策籍。”
　　
　　根据《韩非子》所言，可以总结出御臣的三大策略：一、独断独揽；二、深藏不露；三、参验考察。独揽是指人君权柄独揽，决不允许有任何分权的现象。臣下可以向君进谏，但没有任何作出决定的权力。君主一旦作出决定，臣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独断独揽是法家强调的“势”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制定法律必须独断，刑赏之决必须独断，政令之决必须独断，设谋定计必须独断。深藏不露也十分重要，它是关涉君王权势、塞奸、听言等诸多方面的实现的可能问题。要求人主将自己的看法、喜怒深藏起来，使臣下完全不知君心，人主要尽可能藏形，其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完全与臣下隔绝，这样一来，臣下就无法琢磨君主的心理，就不能使奸，只能竭忠尽智。参验考查术也是很有用处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查、考察臣下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分析其性格特征和心理，预测其未来。而这些往往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臣下也必须无条件地配合。《韩非子》中列出的考察术就有十四项之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法家之法术实有令人举不胜举之感。《韩非子》认为统治国家在于刑、德之“二柄”。其实，纵观法家之法术，又何尝有半点儿德的影子。
　　
　　法家直接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其青睐有加，尤其是蓄谋统一中国的秦国，更是如此。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若是能见到此人就好了！”足见他对法家之术的向往。秦国也确实是靠“法制”而逐步强大并最后统一全国的。然而其兴也快，其亡也速，法之一维，是不足以长久立国的。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谋计，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君不见商鞅被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族灭！
　　
　　当然，法家智谋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有时候，其“术”的一面也曾对维系民族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如果把法家维护封建集权制的法律本质置换掉，其“术”的一面十分符合中国的国情，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书名：《读懂中国智慧》
　　
　　作者：冷成金著
　　
　　出版：重庆出版社2012年4月
　　
　　定价：39.80元
　　
　　书号：978-7-229-04997-3
　　
　　分类：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