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301公交车爆炸发生时，我正在家里悠哉悠哉地看一部科学纪录片。想起一位朋友正在外面，就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告知消息，嘱注意安全。其实应该想得到，多数人都不需要专门发手机短信才能获知消息，我也大致知道，这种消息传递多半是蜂拥而至，高度重复的，于是又加上一句，“免复”。

毫无悬念地，微博再次成为突发事件的公共讨论平台，最新动态和各种观点在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爆炸式增长。熟人间互相通报消息还不如刷微博来得快，最可能的就是，当你传播一个数据、一张图片给你的朋友时，已经是迟到的N手消息了，他早已了如指掌。

媒介革命与风险心理的微妙关系

这就是即时通讯时代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争先恐后地做一个免费的“号外”送报员，却总是out 得不敢怨言。那么，我们是否意识到，除了资讯传播方式的急速变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风险社会”，或者说，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正是“风险社会”的诸多构成要素之一。

不需要用多么冗长晦涩的语言去介绍这个源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概念。以中国为例，不费脑子能想起来的近10年来公共安全事件，就有很多。其中，2003年的非典、2010年的上海静安大火、2011年的“7·23高铁事故”、2012年的“7·21北京特大暴雨”，以及发生在今年3月却已被遗忘得差不多的马航失联事件，再有就是最近的杭州公交车爆炸余悸未了，广州又发生了同类案件。

上述罗列的这些事件，有天灾有人祸，都成为媒体最为关切、传播最为广泛的公共安全案例。

其实，仔细考察，这些并不是死伤人数最多的安全事件，那么，为什么是这些案例在我们这里脱口而出，自动浮现呢？贝克提供了一种不错的解释，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人类知识增长与科技进步引起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是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引发的一种全球性社会危机。在他分析的风险社会状况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风险敏感度与知识的关系。也许与你天然倾向于同情弱势群体的心理预设不同，在风险社会面前，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倒是更容易陷入风险焦虑当中，而知识上的弱势群体很可能安之若素，不像城市里的中产阶层那么惶惶不可终日。

这样，就很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是上文提及的那些事件进入你的记忆内存，因为，这些事件无不与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地，城市中产阶层的知识水平要普遍高于农村地区。记得2010年的上海大火时，我写过一篇解释为什么上海大火引起舆论如此关切的社论，回应一些网友的打抱不平，他们质问，为什么矿难死亡人数那么多，却没有引起如此规模的全民哀恸。原因就在于，掌握知识和媒体话语权的社会成员，无论他们多么道德高尚地同情底层人，传播的力量仍然会作出倾向性极为明显的选择。

打开你的朋友圈，很自然地，你的广州朋友这两天大概忍不住要转几条有关广州公交爆炸案的消息，要真情流露地为正在救治中的受害者祈祷，你的北京上海朋友的关切度或许次之。

资讯富裕与道德能力的退化？

写到这里，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朋友圈和微博，发现，我又out 了！一场特大暴雨正在侵袭北京，朋友们惊呼，像是冰雹砸下来，路上开车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风险真是无处不在，而信息无孔不入，我们在这种信息的折磨中备受煎熬，总觉得生活方式被颠覆了，安静惬意的生活被各种公共安全危机一次次中断。

没错，这就是我们有别于“资讯贫困户”的地方，我们的资讯非常富有，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知识上的弱势群体要强一些，但是，代价就是，你恐怕得适应这种饱受刺激的风险社会心理状态。

正如哈佛的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所说的那样，过去，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危险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生活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的力量侵入到原来稳定性极高的常态生活中，阿瑟·克莱曼在《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一书中提出与此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

或许，你会陷入深深的不安当中：难道我们就要开始把危机与无常当家常便饭了吗？也许是的。有办法让这样的生活方式变得可爱一点，有盼头一点，让不安缓解一些吗？也许有的。克莱曼以七个真实的故事展示了在无常中坚守有常的道德生活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在极度困顿折磨的生活中，道德的分量仍然是那样地不可抗拒，成为了人们守望相助及自救的灯塔。

克莱曼可不是只会抽象理论的人文学者，他还是医学博士，因此，他的主张并不仅仅是从人文的角度来谈论道德，而是在与医学打通的跨学科研究当中，他发现医学范畴的神经学科解决不了人们应对危机与无常的全部问题，他提出，在治疗心理疾病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道德的本质力量。

那么，道德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什么？最近发生于上海的抢劫银行事件中，那位勇敢操起拖把的保洁员阿姨以行动给出了一种可触摸的答案。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范跑跑”大讨论到今天，我们恐怕需要重新反思一个问题：在危机与无常面前，我们真的只是“范跑跑”吗？我们还能唤起彼此的道德直觉和道德力量吗？

如果城市里的中产阶层、智识上的富裕阶层意识到，基于信息和知识优势，你具有更强的危机应对能力，那么，在道德的担当面前，没有理由比一位保洁员阿姨更怯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富裕的知识令你对危机更为敏感，却令你的道德直觉更为迟钝。你需要反复权衡利弊和评估风险，你也许能像“范跑跑”那样张口就来一堆理论，但是，很遗憾，我们的“道德感”是退化的，在风险社会面前。（一方面，我坚持认为，强者比弱者有更丰厚的抵御道德堕落的资源，也就是所谓的弱者更无底线；另一方面，知识的占有者，如果他们也算强者的话，是否就一定具备敏感的道德直觉呢？很有可能的是，风险恐惧的心理削弱了道德感知的能力，从而使得人们焦虑而冷漠。）

如何应对风险：厘清认知误区再谈技术应对

意识到“知识-------风险敏感性-----道德直觉”三者之间这种看起来极为纠结拧巴的关系，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急遽变化的风险社会中，我们的无力感与优越感如此矛盾地打架，我们在与其他社会成员包括此次爆炸案的肇事者的共处中，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从心理学上还原极端行为肇事者的心路历程，与道德哲学上否定这种暴行，是逻辑上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对于知识的占有者来说，理解这一点，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处于情绪上的惊恐和愤怒中的人们而言，这是不可理喻的，是对他们的情感的一种强烈的冒犯。

那么，媒体何为？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上述问题，媒体在风险社会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了。很有可能，媒体就是连接上述这两种很有代表性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纽带，是传播这些知识的使者。另一种可能则是，媒体最终只愿意代表情绪激愤的那一拨社会成员，在无助中喊出他们忿恨而绝望的吼叫。

媒体如果选择前者，将有较大机会使得我们顺利进入下一阶段的议题：引入专家意见，分领域分层次地发起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建设性全民讨论，包括对可能实施犯罪的高危人群的防范应对方法的研讨；媒体如果选择了后者，则很有可能使得我们排斥专业意见和接收应对风险的专业知识，而沉浸在悲情与不安当中，并对将要长期面对这种危机与无常感到无助、焦虑与愤怒。

如果上述问题未能被充分厘清，我们就开始讨论公交车上是否配备安保员，那么，很有可能是，我们将无限度地陷入技术解决问题的无底洞当中去，无限度升级安保措施，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因为，我们放弃了反思风险社会的本质的深层次工作，逃避了唤起个体觉醒的长远工作，我们停留在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目标至上主义”的人生哲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