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全球最大的源于欧洲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全球CEO常博逸认为：中国目前经历的改革与转变，标志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开始转变。

说这种表扬的话反正不用纳税，中国大陆人听了也高兴开心，其实是有内涵的，即把中国定义为向发达国家开始转变时，既是表扬，也是提要求，正如常博逸先生所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它有了更大的发展。所以人们认为，中国大陆对世界都是有责任的，比如说购买美国国债，出口，当然还不止这些。”

对世界有责任，不光是多买美国国债，既然做了“带头大哥”，或是进了“带头大哥”的名单，就得有点“带头大哥”的样子，无论是世界反恐、贫困救济、给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多缴会费……总之，得多出钱多出力，任何一项都需要真金白银，中国真的能担负起“带头大哥”的责任吗？或者说，中国大陆真的离发达国家很近了吗？

单纯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大陆确实从“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开始转变”。按照学者林毅夫的说法，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年均9.7%的经济增长率，如今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1979年中国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低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去年年底中国人均GDP增长到75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使得6.8亿人摆脱贫困。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出现放缓的迹象，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中国具有负债率低、储蓄率高、以及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大陆依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可以达到7%。按照这一增速，中国在2020年会迈入高收入国家水平，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中国大陆会成为二战后，继中国台湾、韩国等国之后从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国家之一。

从2015年到2020年，满打满算6年时间，如果不出意外，保持每年7%的经济增速，确实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看，“中国已经在开始向发达国家转变”。但是，事情并不会如想象那么简单，经济数据一达标，国家就发达了。衡量发达国家不只是经济指标一项，还要从教育、文化、医疗、环保、反腐、养老等诸多指标去衡量，一个综合达的、到达发展发达国家水平的指标，才是可靠的。

就教育而言，大学普及率不超过80%，谈什么发达？养老医疗覆盖率达不到100%，平均预期寿命不超过80岁，谈什么发达？城市化和信息化率达到80%，谈什么发达？不能消除消灭绝对贫困，谈什么发达？人居环境质量达到适宜居住水平，谈什么发达？不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现代政治文明，谈什么发达？……所有这些指标加权平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才敢说有望进入发达国家。

原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说，“开宝马车，喝污染水，显然不是我们期待的工业化、现代化。”同理，开宝马车，喝污染水，显然也不是我们期待的发达国家。周生贤的话其实就道明了，目前中国大陆的发展是极其有缺陷的、不全面的。

其实，仅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经济质量、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也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大陆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走完的路，目前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还有一个能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即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考验着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升级，国家能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问题。

拉美一些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它们走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在人均GDP3500—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典型的例子是巴西，曾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多年保持快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就在临门一脚时瘫痪了，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由此可见，跨入发达国家并非想象那么顺利，综合的条件因素太多，要是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自二战以来，进入发达国家（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以及北欧的芬兰、爱尔兰和冰岛三国，都是小国（地区），有的就是弹丸之地，只相当于中国大陆某一个镇的面积，还没有哪个大国真正地进入了发达国家。

这些小国（地区）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大陆的借鉴价值有限，因为，大陆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悬殊、资源和环境压力明显，政治改革缓慢，虽然在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创造了奇迹，但是，目前旧的发展模式已近极限，经济增速减缓，高速发展掩盖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要是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就会像巴西那样临门乏力，大陆的发达国家之梦就会变成横梁一梦，因此，对中国大陆最严峻的考验现在才真正到来。（本文原载1月29日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