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史上，山西的票号无疑是一个奇迹，亦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现象。然而，第一家山西票号到底是哪一家？是日升昌？是志成信？还是兴隆号？第一家山西票号到底诞生在平遥？还是诞生在祁县？还是诞生在太谷？第一家山西票号当年的经营状况如何？等等，都在等待着有关人士的进一步考证、研究和探讨。考证文章《山西票庄的起源》，既有作者自己的观点，也有相当的史料及旁证，是一篇较为严谨的学术之作。望有兴趣的读者关注并继续探讨。——编 者

　　第一家山西票号，究竟是谁家？史学界历来没有定论，而太谷、祁县、平遥也都各有说法。平遥的“日升昌”宣传较早，又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之地，普通民众看来已经是“铁板上钉钉子”确定了。其实搞历史的专业人士都知道：这还是个有争议、待考证和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

　　现将有关太谷票号成立的时间及有关情况摘录如下，仅供金融界的专家、学者研究参考。

　　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山西票庄的起源说法不一。根据各种文献及口传所得，可分为四种：一、隋末唐初说；二、明朝中叶说；三、明末清初说；四、清朝乾嘉说。由于隋末唐初说年代过早，我们不去考究。

　　我们从明朝中叶说。日文《支那杂志·山西票庄》：山西票庄的创业虽起于明朝中叶，但是，当时的力量很是微弱，不甚可观。

　　明末清初说。根据此说，山西票庄的起源资本是从李闯王得来，顾炎武订章程 （顾炎武同傅山于康熙十二年在太谷县沟子村创办了 “志成信”票号，“志成信”谐音 “自成信”。票号一开始在自己家店铺间运行，相当于现代的内部银行，到康熙十八年开始走向社会办理汇兑业务。），成就了票庄300年的伟业。

　　《支那经济全书》论山西票庄的起源，据说始于山西的康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得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氏忽得巨额财产，因此将从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故该地的巨商都是康氏。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票号”条文与《清稗类钞》相同，略改几字而已，相传明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木村欣一教授的《支那政治地理志》也主张山西票庄起至明末清初。

　　除了上面所举的几种资料之外,其他中、日的书籍、杂志附和山西票庄起于明末清初说的不胜枚举。

　　关于明末清初说，我们应当注意三点：李自成的巨款沦为票庄的资本，山西康氏用李氏的钱财创造票号及顾炎武订票庄的章程，李自成携巨款西行。我们有明史二则为证，周奎传汇兑方法甚至替人汇款也是可能的。

　　明末清初有山西票庄存在比唐宋时代可能性较大，一则此时离近代山西票庄甚近；再则，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似有汇票制度。

　　票庄老手范椿年先生 《论票庄产生》说：又值满清康、雍、乾时代100余年太平天下，晋商富力日积月累，乃有余力以经营金融事业，于是乎山西票号随之产生。

　　票庄巨子、平遥李宏龄先生的《山西票商成败记》云：“溯我票商一业创始于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上面这三种文字所载山西票庄的起源，以康熙、乾隆年代为最早，顾炎武《日知录》说当时有汇票的办法，即康熙、乾隆之间，有山西票庄存不是不可能的，很可惜李宏龄先生没有告诉我们这家首创票号的字号及创办者的姓名 （以上资料来源于《山西票庄考略》）。

　　票号发明人，传说是顾炎武，经我考证，顾炎武与傅山及戴廷拭为推翻清室做革命工作而创立了标局，标局是代商人运现，票号是为限制标局运费之大而设的。

　　票号到底是谁发明的？有传说是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当年的经理雷履泰，但无直接证据，而山西之金融中心确系太谷。

　　“民国廿五年（1936年）奉命（卫聚贤奉孔祥熙命）赴山西调查票号，因无参考资料，余亦非票号中人，故收集材料时漫无目标，见到材料就收集，及将这些材料运到上海从事整理，感到需要的没收集到，不需要的收集到一大批，乃赶快整理出一部分，先在中央银行《经济月刊》上发表，将发表过的印成单行本，寄到山西太谷、祁县、平遥各商会转票号股东、经理，请其改正补充（当时太谷、祁县商会没有复信，只有平遥商会复信），但不久全国抗战事起，邮路不通，故未能得到补充材料，是以将前次所得的材料，编为《山西票号史》一书，拟先发表，作为蓝本，待抗战胜利后再出详细调查，出一较完整的《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记于中华民国廿八年八月一日。”

　　以标期而言，山西之标分为两种，一为太谷标，即太谷一县之标；一为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之祁县、平遥，与汾阳府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西另划分一区，实系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大有优势,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故独为一标，且各路运汇来之现银，先集中在太谷办收交……悉以太谷为先为准，又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孟合”二字，即当做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可知太谷县在当时势力之大，票号固以汇兑为业务，而资本不雄厚，则不能运现以接济。余调查票号时，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对余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其人为举人而善于掌故，其所言不能无因，但究竟如何？尚待第二次调查。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以上摘自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

　　晋商盛衰记只说乾隆、嘉庆年间，雷履泰领资本开设日升昌颜料铺，至于何时雷履泰发明汇兑业，并未说清。

　　范椿年君断定雷履泰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却未溯源日升昌本营颜料的创立年代，我们在山西调查所得的结果也不一致，有的说日升昌票号是在乾隆朝开始的，有的说是在咸丰年间，有的说是在嘉庆或道光年间，查乾、嘉、道、咸四朝共126年,雷履泰寿命绝对不会那么长，随便可以在四朝之间任何一年创设票庄。因为商人少有正确的时间观念，且事历100多年，没有信史可稽，欲得准确年代，自然是不容易的，唯据平遥日升昌票庄总号经理说，该号创办的年间是道光初年。

　　北京日升昌的经理更近一步说，该号颜料铺时代原名日升长（颜料铺为啥起名日升长？因为颜料铺卖的颜料是染坊的主要原材料，其染出的布在烘干定型中都有伸长，印染行业有相当一部分利润来自伸长，其原意是你买我的颜料让你日日伸长），到了道光十一年改为票庄，始改字号为日升昌。

　　《清稗类钞》也谓日升昌在道光初年改为汇兑业，日升昌经理自己说的话似较可靠，按此则范椿年君所谓北京日升昌票号在嘉庆二年成立的恐怕是日升昌颜料铺的错误，其他说日升昌票号在乾隆或康熙年间创始，都可以当一样的错误解释，至于日升昌颜料铺是哪一年开办的，日升昌经理都说不清，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

　　天津日升长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运现困难，乃运汇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长所在往来的商号间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长为后盾，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北京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业，蔚泰厚也是经过同样的演进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才由布庄改为票庄。（来源于《山西票庄考略》）

　　《后续重修北院禅堂碑记》——即后续重修太谷县阳邑村净信寺北院禅堂，立碑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岁次庚午菊月，该碑记述了1750年沈阳、太谷一些商、票号及个人集资重修阳邑村净信寺北院禅堂的情况，共有广盛号、元章号等13家商、票号捐银。

　　《重修大佛殿碑记》——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集资重修太谷县惠安村大佛山大佛殿的情况，共有协成号、兴隆号等169家商、票号捐银。

　　《布施碑》——即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集资重修太谷县范村镇蚍蜉村真圣寺的情况，有天裕号、太升号等55家商、票号捐银。

　　以上证明：在清乾隆年间太谷票号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既然票号林立，总应有前后之分。李宏龄说过：“溯我票商一业创始前清康熙、乾隆时代”之语，这就把票号成立时间向前追溯到康、乾时代，否定了日升昌道光初年成立中国第一票号的说法。

　　那么，究竟谁是 “中国第一票号”？

　　太谷县协成乾票号股东孙培基云：“票号是太谷先发明的，约在乾隆年间。”这就把票号成立的地点、时间确定在山西太谷县、乾隆年间。

　　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述：“太谷之领袖票号为志成信、协成乾，志成信为最老，协成乾系志成信之伙友分设者。”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认定，太谷志成信就是“中国第一票号”。

　　“乾隆以降，170余年，商号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商埠，金融业与商业并肩发展，范围之广，东北至燕、奉，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盈利至巨，起家至数万者，尤为太谷人之特色，是山西的商业中心。作为商业的集散地，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有旱码头、小北京、金太谷之誉，谈三晋富庶之区者，无不于太谷首屈一指。”（摘自乾隆六十年版和民国二十年版的《太谷县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于各省设一总商会，山西省总商会设在太谷城内南寺街白塔院东侧，各县设分会。民国元年（1912年）总商会才改设于太原，太谷改设为分会。（《中国实业志·山西省》）

　　民国时期中国有四大银行，即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为什么中央银行山西省分行不设在太原而设在太谷呢？（更不可能设在平遥）由此可见当时太谷县在整个山西全省的地位。［中央银行山西省分行的旧址：太谷县南门楼道巷门牌（新）12号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