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岁末，“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北京大学因培养了35名亿万富豪问鼎榜首，浙江大学以23名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22名排列第三。于是有人说：这是大学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如今的名牌大学，都成了“亿万富豪的摇篮”！

　　英国有谚云：“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理，如果出现“北京大学造了富，全国跟着跑”的局面，那么争当富豪就会成为年轻学子的理想，制造富豪也会成为大学的目标。这种情况与文革期间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无论是培养工农兵还是制造富豪，都是对教育功能的严重扭曲！这一判断，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为受科举的影响，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当官的资格。于是他们对来自官场的兼职教员刻意讨好，对专职教员不以为然；对应用专业很感兴趣，对基础专业十分冷淡。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8年4月，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把文、理两科称之为“学”，把法、商、医、工等科称之为“术”。因为前者以“研究真理”为天职，后者以“直接应用”为目的，所以他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章说，基于这一原因，他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明确规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遗憾的是，由于“国人重术而轻学”，再加上“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所以即便是文理两科的学生，也会舍本逐末。

　　同年11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学术视为大学的天职，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学术是国家精神的寄托、社会进步的希望。

　　1919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继任者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中说：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政治，即民权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平才有保障。这说明社会进步除了物质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蒋梦麟强调：“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大学不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把培养富豪作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第二，学术是个人自立、国家富强的根本。

　　1929年，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参加了当年的毕业典礼。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始终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个人要自立，自古以来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研究学问！他的这种观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许多场合对青少年讲过类似的话。

　　第三，研究学术是追求真理、辨别是非的必由之路。

　　与上述三位相比，竺可桢也持有同样理念。1936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5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后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这说明，大学制造富豪与竺可桢的教育理想格格不入。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如今的大学生被讥为有知识没教养，究其原因，与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关。

　　近年来排行榜已经泛滥成灾。“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问世后，还有许多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笼。这就提醒我们，大学究竟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还是把造富与排行作为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如此下去，建立和谐社会也许就会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