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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著名的清谈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莱，忽然有天对着镜头讪讪地说：“世上的人真该都像皮诺曹，身上内置一个测谎仪，每次扯谎鼻子就变长。”
奥普拉这番话事出有因。此前她连续两期在节目中介绍了一则美丽的爱情传奇：二战期间，12岁的波兰犹太男孩赫尔曼·罗森布拉特，被关进德国柏林附近的一个纳粹集中营。集中营外，一家农场的9岁小女孩罗玛，每天都会隔着铁丝网向他扔一个苹果。多年后，他们在美国奇迹般重逢，坠入爱河，相濡以沫50年。奥普拉在讲完故事后，含着眼泪对着屏幕大喊：“它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爱情，让我们一起为它欢呼吧！”
作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谈话节目，奥普拉的呼喊，把这则动人的爱情故事带进每个美国人心里。赫尔曼·罗森布拉特，这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电工，一时间成了报纸、杂志、出版商乃至好莱坞的宠儿。他和妻子的这段“苹果情缘”，被写成了儿童读物《天使女孩》；几大出版社对他“围追堵截”，劝他把经历写成自传；好莱坞制片人也看中了这个好题材，与之相关的电影《栅栏之花》，今年3月就要开拍。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为爱情动容。随后，研究二战历史的专家站出来了，在战争中幸存的退伍老兵站出来了，他们拿着“纳粹大屠杀文献资料”和赫尔曼的故事，做起了一对一的求证。最后得出结论：赫尔曼当年被关押的集中营，应当紧靠纳粹党卫军的兵营，没有任何隐蔽空间。而罗玛根本不可能每天堂而皇之地向赫尔曼扔苹果，而不被看守发现。由此便可证明，这个所谓的“苹果情缘”，不过是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它是在利用人类脆弱的情感，颠倒史实。
于是，短短半年，赫尔曼和他的妻子罗玛，便从“大众偶像”变成了“人民公敌”。人们的集体褒扬，变成了集体诘难。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口水与白眼，赫尔曼只好承认，他虽然在集中营呆过。只是，那个每天扔苹果的“天使女孩”，只在他梦里出现过，是支撑他活下去的美丽幻想。而多年后，当他遇到妻子罗玛，发现她曾经就生活在他被关押的集中营附近，他们几乎 “可以看到同一片云彩，闻到同一朵花香”，他忽然搞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
非常罪，非常美
赫尔曼的梦，终究还是醒了。因为他毕竟说了谎。西方人对待谎言的态度，从皮诺曹的故事就能看出来：诚实，是做人的根本。无论出于何种情境，只要说谎，便失去了纯洁的心。
赫尔曼忏悔了，但他的态度似乎还不够真诚，因为他认为，他说谎，只是想给这世界多些希望。但他并没有换来谅解和宽容。那本儿童读物《天使女孩》，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架；赫尔曼的自传紧急叫停，出版商第一时间冲进他家，追讨“ 预付稿费”；只有《栅栏之花》还要继续拍下去，只是制片方一再承诺，影片将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向《日内瓦医生》看齐，绝不会包含任何篡改历史的成分。为了保证这点，他们还打算挑选一名“二战学者”作为资深顾问。
在一片批评声中，只有赫尔曼的一位老邻居，站出来为他辩护了几句。他觉得，平日里的赫尔曼就常说些“天真的傻话”，逗周围人开心。不可否认，他的确犯了错，欺骗了所有人。但不至于像历史学家说的， “是出于一颗虚荣与贪婪的心 ”，“是毒害众生”。
其实，从“激励人心”这个角度看，对赫尔曼的评判，或许还是要留一点人性的空隙。毕竟，有无数人为他的故事感动了。甚至美国人自己也曾说，“我们是靠着秀兰·邓波儿的微笑，卓别林搞笑的大靴子，以及赫尔曼的爱情传奇，在支撑着，度过这个经济寒冬。”
从这个角度说，赫尔曼是用谎言创造了一种极致的美好，把沉溺于绝望与虚无的人们一个个打捞了出来。然而，在谎言被击碎的瞬间，人们的心灵再次被黑暗侵袭。于是发现，美好的不再美好，生命终究还是斑驳的痕迹。或许，人们的愤怒与失望，很大一部分，是源自美好被粉碎后，汹涌而至的挫败感与幻灭感。
主持人奥普拉在大呼“人人都该像皮诺曹，扯谎鼻子就变长”之后，还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不想像法官一样审判他。因为人性是个太复杂的东西。而赫尔曼即便有‘罪’，那也是种带‘罪’的美。”
全民造谎
倘若把赫尔曼的故事从头到尾仔细看，人们大概会发现，这个美丽的“谎言气泡”，很大程度上，是被公众舆论一下下吹大的。
这有点类似于“9·11”事件后，那个被颂扬了6年的“生还奇迹”：一个叫做赫德的女人，凭着要当新娘的信念，才艰难地从灾难现场中爬了出来。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无数美国百姓。
6年间，赫德不断地被报道采访，辗转于美国各地演讲。当然，她最终也被谎言所累，落得被人耻笑的下场。但仔细想想，赫德的破绽，哪里需要6年去戳穿?一开始，美林证券的员工就该清楚，身边压根没有一个叫赫德的胖女人：而她口中那个同样在世贸大楼工作的未婚夫大卫，其实也根本不知赫德是谁。这样来看，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这场“造谎”运动中的一环。
相似的还有摄影师罗伯特·杜瓦斯诺在1950年“抓拍”完成的《市政厅之吻》，这张与切·格瓦拉头像齐名的照片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全民“造谎”的故事。因为在当时，当众接吻是不被法国法律界认可的。因而画面中那对率性而为、热情拥吻的男女，便成了“20世纪最伟大、最具反叛精神的情人”。
然而几十年后，摄影师罗伯特却承认，这张照片，不过是按照计划“摆拍”完成的。于是，批评之声四起。而人们的评论，倒也值得玩味：“在市政厅门前，谁敢肆意地做违法的事?这个骗局，我们早已心知肚明，只是懒得去讲。”其实，倒也未必是“懒”。多半是人们觉得，从照片中也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
有关照片的骗局，何止《市政厅之吻》一个。与它同样披着梦幻色彩，被众人小心翼翼维护着的，还有作家简·奥斯汀的“写真玉照”。奥斯汀的长相，一直是文学史上一大谜题。这位终身未嫁的老姑娘，留给世人唯一一张可靠的画像，是她姐姐卡桑德拉在1810年为她绘制的一幅铅笔素描。
画中的奥斯汀和传闻中的“美女”相去甚远。她戴着一顶睡帽，帽边露出几撮不整齐的卷发，嘴边带了个似是而非的微笑，眉头微皱，像在为什么生着气。画中人甚至带点近乎刻薄的表情，使人很难相信她会是那位写出幽默豁达小说的作家。
卡桑德拉的这幅素描，无论哪个年代，放在书页上，都不会引来读者兴趣。因而，英国的出版商们，在出版奥斯汀作品时，都给这张素描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容。于是，出现在小说扉页上的奥斯汀，成了典型的英式美人。先是那顶可笑的帽子被去掉了，她头发卷曲，面颊红润，眼睛圆大，和蔼可亲，一副讨人喜欢的小女人模样。
奥斯汀就这样被人们集体改造了。大概很多人也知道，她远没有那么美，可就是不愿揭露这个谎言。多年后，电影公司干脆选择了光鲜艳丽的安妮·海瑟薇，在《成为简·奥斯汀》中扮演她，让她把“美人”的名号坐实。
还是写童话吧
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上映后，虽然很多人为之伤心动容，但仍会有人站出来，气呼呼地大叫：“谎言，都是篡改历史的谎言!”于是，电影公司无比后悔地说，真该在宣传语上说明：“此片确有戏说成分。仅当爱情童话欣赏。”或许在他们眼中，凡事打上“童话”两个字，就不必负什么严肃责任。
好莱坞明星朱莉娅·罗伯茨曾与英国男星休·格兰特演过一部名为《诺丁山》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明星，与平庸的英国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按理说，这部片子的硬伤较之《成为简·奥斯汀》简直更多。比如，拍摄地诺丁山，绝不是电影表现的那样，带着英伦古典美。现实中在此居住的，多是摩洛哥、西印度岛的移民，他们大多属于在贫困边缘挣扎的人。多年来，诺丁山地区的蔬果市场，周末的跳蚤市场，都是英国出名的廉价淘货地；而此地的大街小巷，也是暗夜时最好不要一人出入的地方。
可电影公司很聪明。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不过是个爱情童话。大家也仿佛被洗了脑，完全忘掉诺丁山本该有的吵吵嚷嚷、“黑人文化”以及黑暗一面，而只顾对着“公主”与“绅士”的爱情，忘情傻笑。
由此来看，虚构了“苹果情缘”的赫尔曼，倘若真是本着一颗纯净的、向善的心，那不如选择“童话”这个载体，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在这方面，他其实可以学学卡夫卡。这位作家，就曾以童话的形式，编造了一个美丽而有说服力的谎言，为身边人带来了宽慰与温暖。
那是在卡夫卡去世的前一年，外出散步时，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她正为丢失了洋娃娃而伤心啜泣。卡夫卡马上编了一个故事：“你的娃娃旅行去了，她还托我稍封信给你呢，只是我忘记带了。”为了让小女孩相信他的话，卡夫卡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用娃娃的口气给小女孩写信。
即便女孩长大后，大概也不会因为卡夫卡曾经说谎骗她而有任何抱怨，因为那不过是个美丽童话。基于人性中渴望温暖的特质，几乎没有人会和童话较真，甚至有人说，真希望永远活在童话世界。因为，只有在那里，人才会和小猪对话，小王子才会真心爱上一朵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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