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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宛在梁羽生

时间:2009-05-11 23:15来源:《读者》(原创版)09年第5期 作者:韩晗 点击:
“独立苍茫每怅然,恩仇一例付云烟,断鸿零雁剩残篇。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谁传。” 只要对武侠小说稍微有一点关注的人,读到这段话,都会莫名地激动起来。这是当代武侠经典《萍踪侠影录》的开篇词。这本书,当是武侠读者心中一个永远的符号

 

“独立苍茫每怅然,恩仇一例付云烟,断鸿零雁剩残篇。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谁传。”
 
只要对武侠小说稍微有一点关注的人,读到这段话,都会莫名地激动起来。这是当代武侠经典《萍踪侠影录》的开篇词。这本书,当是武侠读者心中一个永远的符号,对于诸多有着武侠情结的人来说,作者梁羽生侠骨柔情的品格与洒脱率性的风范亦成师表,不可磨灭。
 
可惜的是,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曾经的侠骨柔情,也翩然驾鹤西行。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副名动武林的挽联:
 
侠客尽仗义,仗义长存风光逝;
 
儒家多风流,风流宛在梁羽生。
 
 
台湾作家司马中原评价梁羽生“侠中见儒”,但只有熟知梁羽生的人才知道,梁羽生就是一个书生,“侠”乃表象,“儒”方本质。
 
侠客尽仗义,儒家多风流。风流不是下流,亦不是放荡不羁,而是传统知识分子率性自然、坦荡仁厚的处世态度,而这又与侠客的仗义有着相通之处。梁羽生本是书生,早年就读于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学习国际经济,后师从著名清史学家简又文,是正宗的历史学科班出身。梁羽生自幼秉承家学,从不读武侠香艳之类的小说作品,直至认识罗孚之后,梁羽生的人生轨迹才有了质的转变。
 
1949年,原名陈文统的梁羽生考入香港《大公报》,时任副总编辑罗孚一眼相中了这个学历史出身、文笔俊逸的青年。仅仅三年多的时间里,梁羽生就从一般记者进入《大公报》核心领导层,任社评委员会委员。这样的越级提拔,是与罗孚的慧眼识珠分不开的。
 
真正改变梁羽生前途的一件事情是在1954年,两位武林高手相约澳门比武打擂,一时间成为本港最热话题。刚刚升职的梁羽生被派到擂台赛现场负责做新闻专题。没想到,报纸一出,竟遭民众抢购一空。有着商业眼光的罗孚猛然明白如何才能将刚迁港不久、步履维艰的《大公报》及其子报《新晚报》领出困境—只有靠报章上精彩的内容,才能招徕读者、拓宽销路。“武侠小说”遂成为罗孚脑子里重复出现的一个字眼。
 
梁羽生被提拔重用之后,对罗孚久有报恩之心,却不知该如何去报。面对罗孚的邀请,梁羽生有些犯难:一方面,书香门第、师出名门的梁羽生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学者型编辑,而写武侠小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不齿的,而且梁羽生本人既没看过武侠小说,也从未写过小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事儿如何能做?另一方面,罗孚是他事业上的导师,在报社需要他的时候,若是撒手不管,这又岂是知识分子所为?于是梁羽生只好半推半就—写可以,前提是用一个笔名,不能用“陈文统”这个原名。
 
没想到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陈文统”早已被人忘记,而“梁羽生”却名噪文坛,蜚声宇内。
 
“你就不怕《新晚报》被降低报格?”真到写的时候,梁羽生还心存顾虑。说“降低报格”,无非是找个理由,实际上乃是怕降低自己的“文格”。没想到罗孚却一语将梁羽生推向了武侠小说家的宝座:“我对你有信心,相信你写的武侠小说不会降低我们的报格!”
 
做事一向谨慎的罗孚仍担心梁羽生反悔,于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印出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预告,引发读者极大兴趣。年轻的梁羽生对罗孚心存感激,对培养自己的《大公报》亦有着深厚感情,于是调动自己的文学素养与历史底子,终于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
 
小说刊载后,一时间《新晚报》洛阳纸贵。香港、台湾、澳门等地的报章纷纷向其约稿,梁羽生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为《新晚报》和《大公报》撰写专栏,两报销量迅速攀升,顺利走出困境,成就了香港报业史上的“梁羽生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梁羽生回到内地。当时罗孚因为政治原因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梁羽生果断地向中央要求探望自己的恩师。罗孚感激到泪流满面。冷落多年的门庭,迎来的竟是阔别多年的梁羽生,而在那个不“揭发”“坦白”就已算是完人的年代里,能像梁羽生仗义执言提出这样要求的,又有谁人?
 
有人说,罗孚是梁羽生的“伯乐”,但我认为,罗孚当时找到梁羽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是身边有小说家或是懂得武侠小说的人,又岂会让一个生手开专栏?梁羽生若是当时推脱掉或是随便糊弄一篇了事,又岂能有日后的武侠小说大师?正所谓知恩若图报,不必远烧香。正是梁羽生对罗孚的报恩之心,促使他认真为报社工作,这样方有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细细想来,若是没有这儒家的“风流”与侠客的“仗义”,又哪里会有梁羽生后来的著作等身?
 
 
 
 
梁羽生的风流,倒不是柳永的洒脱、杜牧的俊朗,亦不是纳兰性德的多情,而是率性自然、不拘小节。
 
据梁夫人回忆,她最不喜欢与梁羽生旅游,因为他不是弄丢车票就是遗失护照,常常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而梁羽生的朋友们也都表示,倘若梁羽生邀请你吃饭,千万别当真。这倒不是因为梁羽生不真诚,而是因为他平时的爱好只有写东西、下象棋,当他一门心思扑到写作与查阅资料上时,就算你站在他面前提及吃饭的事情,他也会一脸茫然,好像是你自作多情。自称“名士味甚浓”的梁羽生,面对这些不拘小节的细节,自己反倒马马虎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有一件事情,倒真把梁羽生的“名士风格”暴露得一览无遗。
 
1966年,香港一家杂志登出了一篇文章,叫《金庸梁羽生合论》,作者署名“佟硕之”。这篇文章很快就名动文学评论界,大家纷纷猜测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因为文章除了很细致地对武侠小说的发展甚至一些人际关系的内情都作了描述之外,还表示出自己对梁羽生的喜爱,对金庸的批评。“有一定中国文化水平的读者,读梁羽生的小说,可能觉得格调较高,更为欣赏。一般读者,若是抱着追求刺激的心理,读金庸的小说,可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并且不惜列举史料,考镜源流,指出金庸《射雕英雄传》中“宋朝人唱元朝曲”的历史硬伤。
 
当时评论界很快把目光聚焦到罗孚身上,毕竟罗孚是武侠小说界的元老之一,而且罗孚精通历史,才能作出这样的考据。罗孚面对这样的质疑,只是一笑置之。直到22年后的1988年,罗孚才在《读书》杂志上说明,这篇文章并非自己所为,作者恰恰是“合论”之一的梁羽生。
 
梁羽生并非与金庸有矛盾,而是因为当时杂志社的主编向他约稿,请他推荐一位评论家,结果梁羽生对送来的几篇稿子都不满意,索性自己披挂上阵,一动笔就忘记了自己是谁,文人的自负心理、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都跃然纸上,署名时遂随便编了个“佟硕之”了事。
 
真名士,真风流,还不只是体现在这些问题上。
 
1978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广州,梁羽生率香港作家代表团赴穗拜访。作为代表团秘书长的梁羽生,竟然穿着一件破西装与一双裂了口的皮鞋就登上了巴士。同行的朋友连忙叫停汽车,要求梁羽生换一套衣服再下来—“您就穿这身衣服去见邓公吗?”梁羽生仿佛恍然大悟一样,赶紧上楼把自己多年未穿的新西装换上。
 
这个故事传诵很久,广为文坛所知,屈指一算,已经卅载有余。照此说来,梁羽生仿佛颇有第欧根尼的哲学家态度。事情是否为真,尚不可考,但可以充分说明一点,那就是梁羽生是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他的这份自在,来自于他坦诚的风流态度与真诚的文化品格。
 
 
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梁羽生是一位客居海外的武侠小说家。即便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早已没有了武侠梦,至少出国梦还是有的。梁羽生这个名字,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成为一个较为遥远的异邦符号。
 
于梁羽生而言,风流事小,爱国事大。这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追求。
 
“祖国是我的母亲,当然我是爱她的……少年时代,为了理想新中国的出现,我们愿意为她死,现在,她已经出现了,我希望她一天好过一天……”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羽生写给内地朋友的信,梁羽生的爱国,不只体现在纸上,更是身体力行,亲力为之。
 
1984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年逾花甲的梁羽生作为特邀嘉宾欣然前往,与巴金、曹禺等文学泰斗们齐聚一堂,武侠小说大师和纯文学大师头一次坐到了一起。梁羽生成为内地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并且在大会上顺利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专业作家之一。
 
“浪荡江湖三十载,归来游子认门庭。”这是梁羽生加入作协并参加作协代表大会之后的抒情诗句。官方、内地对武侠小说的认同,让梁羽生非常欣慰。曾经不入流,甚至一开始还被鄙夷的武侠小说,而今成为一门重要的文学类别。更令梁羽生没想到的是,很多内地知名学者、作家都是他的读者,大家纷纷邀请梁羽生到自己家中做客,并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
 
会后,梁羽生不禁欣慰地笑叹:“武侠小说终于进入了集中全国著名作家的会堂,(这会堂)足够分量称为‘大雅之堂’了。”
 
梁羽生的风格,是一种独有的知识分子品格。无疑,他给当下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够分量的范本—作为当代武侠小说大师的梁羽生,有足够的资本像某些港台作家那样自负,去藐视一切被称为规则、体制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无怪乎他去世以后,香港作家董桥赞叹:“生公(对梁羽生的尊称)学贯中西,名扬四海,却终生谦虚勤勉,殊为难得。”
 
 
梁羽生先生仙逝已矣,却将武侠情结留驻在武侠迷们的心中。
 
每一个20世纪70年代生人,都有一个武侠梦,此言非虚。
 
一个真正的侠客,却是书生本色。梁羽生的朋友们回忆,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有三个,一个是吃美食,一个是一边下棋一边品茶,最后一个就是写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嗜好。
 
梁羽生体形富态,不爱运动,挤公交车都会面色苍白,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手无缚鸡之力,平日里杀鸡都是梁夫人来完成。这样一个老头儿,如何能写出惊天动地、扣人心弦的武侠小说并被人以“梁大侠”冠之?
 
武侠门里有一句话:手中有剑,不如心中有剑,心中有剑,不如心中手中都无剑。侠客的情怀,不是靠飞檐走壁来决定的。俗话说,做事先做人,在梁羽生这里,倒成了“做侠先做儒”—“儒”成为侠客的核心。有武侠梦的人在解读了梁羽生之后,或许对武侠会有另一层理解。
 
侠客尽仗义,就是敢于在朋友有难时两肋插刀、独挑大梁。从当年为报社“脱困”而动笔写武侠小说,到千里迢迢顶着非议前去探望落难恩师,这是真侠客精神。
 
平时不拘小节,洒脱率真,却能终其一生,以精琢细雕之功夫,创作出数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影响海内外。客居澳大利亚,不炒作,不张扬,这也是真侠客精神。
 
改革开放之初,能率团访问内地,又以香港作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多次为家乡广西的建设出谋划策,义捐稿费,又不计回报,能有如此境界的作家,不是侠客,又是什么?
 
真正的侠客,是活在我们心中的,就算他隐遁了,他的风流,仍宛在人世,不曾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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