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天，28岁的宋教仁召集日本的同盟会骨干在寓所寒香园开会，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

　　

　　上策为中央革命，以东三省为后援，攻占北京，号令全国。

　　

　　中策是在长江流域起义，湖北武汉最佳，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是在云南、广西等边远省份起事，再向内地进取。

　　

　　宋教仁分析后，认为上策和下策都很难成功，中策比较合适。他决定回国，组建中部同盟会，领导长江流域的起义。

　　

　　错过广州，又错过武昌

　　

　　中国有句老话：一步错，步步错。

　　

　　宋教仁的运气就很奇怪，总是差了那么一点，好比跳舞，踩错一拍，就再也赶不上。1911年1月，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上海。

　　

　　这时的上海，到处迸发着革命的火星。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报刊就有十五家之多。《民立报》创办人于右任得知宋教仁回来了，立刻前去拜访，希望宋教仁担任主笔。

　　

　　宋教仁犹豫了：“上海危难，恐不能久居。”

　　

　　于右任打包票：“一定会周密布置。”为确保安全，他在法租界租了间房子，作为宋的办公室。

　　

　　宋教仁只好答应下来。在1911年的春天，《民立报》上出现了署名“桃源渔父”和“渔父”的许多政论文章，宋教仁用这两个笔名痛斥清政府昏庸无能，并预言列强将进一步侵略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除了时间晚了点，这些事都发生了。

　　

　　此时，黄兴准备在广州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电邀宋教仁赴粤，于右任竭力挽留：“太危险了，以私交言，不愿君行也。”

　　

　　宋教仁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4月27日，宋教仁搭乘晚班轮船前往广州准备参加战斗。他到达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广州城门紧闭，清兵正在码头严加盘查。宋教仁无法上岸，远望城内火光，叹了口气，重返香港。

　　

　　从香港回到上海，宋教仁继续担任《民立报》主笔。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当选总务干事。

　　

　　会后，宋教仁委派谭人凤前往湖北，促成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成立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

　　

　　9月，共进会和文学社准备动手。当时黄兴在香港，孙中山则在更远的美国，谭人凤又生病住院，湖北革命党人派代表来上海，请宋教仁前去武汉领导起义。宋教仁大喜，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可就在这时，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派人给宋教仁发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近期恐怕不能发难。

　　

　　宋教仁又犹豫了。此时已是10月8日，宋教仁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辞，留在上海观望。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新军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宋教仁拿着电报，跌足长叹。

　　

　　从南京，到上海

　　

　　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这是宋教仁的信念。为亡羊补牢，10月底，黄兴和宋教仁一起抵达武汉。

　　

　　宋教仁准备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这个提议遭到以吴兆麟为首的起义军人反对，结果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渡江到前线去同清军作战。

　　

　　宋教仁则被命令协助军政府外交部长胡瑛处理外交事务，这个工作不能说不重要，却没有实权。郁闷的宋教仁只好重拾他最熟悉的宪法专业，与孙武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这个草案宣布“人民一律平等”，规定了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私有财产等重要权利，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图。

　　

　　但是留在武汉的宋教仁，再没什么事可做。11月10日晚上，宋教仁给黄兴写了封短信，然后同他的日本友人北一辉一起乘坐小船，冒着两军对射的炮火穿过江面，顺流东下。中部革命已成功，他要去南京，去长江下游地区打开新局面，建立一个由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谁知时机又不对。11月14日，宋教仁到达南京城下，老远就见城门上黄龙旗随风摇摆，漫山遍野都是磨刀霍霍的辫子兵——这是张勋的部队，正在城里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剪了辫子的青年一律捉去杀掉。

　　

　　宋教仁吓一跳，只好又往上海去。他希望黄兴坚持留在武汉，不要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可是黄兴听说各省都督要在上海开会，便动身来沪。宋教仁在日本时就神经衰弱，这时急得更睡不着觉，他对北一辉说：“您不下围棋，可知道走错一子，会使全局变输。我考虑到天亮，觉得恢复局势的办法，只有赶快拿下南京。”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宋教仁喜出望外，给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打电报，大呼：“联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按照宋教仁的设想，中华民国应该定都南京，由黄兴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掌管军事，自己负责行政。

　　

　　宪法专家的内阁梦

　　

　　没想到，12月25日，孙中山回来了。在上海登陆的孙中山对中外记者宣布，自己一分钱没有：“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日本人北一辉也劝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大怒：“黄兴的优柔寡断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北一辉好说歹说，宋教仁才勉强同意去上海，参加同盟会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在上海，同盟会高层开会。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最后大家取了个折衷的方案：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黄兴当内阁总理，宋教仁当内务总长。

　　

　　不料到了南京，这个方案又被否决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在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宋教仁的提名被取消，改由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直到1月15日，孙中山才任命宋教仁担任总统府法制院总裁。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0分，上海火车站，杀手武士英向检票口方向开了一枪，枪声低沉，很多人都没听见。不过宋教仁摇晃了一下，倒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神色平静。他对身边的黄兴和于右任说了句：“吾中枪矣。”

　　

　　这一次，时间没有错。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陈旭麓、何泽福著《宋教仁》、吴相湘著《宋教仁传》及《宋教仁日记》等著作。）

　　

　　■追忆与回眸

　　

　　孙中山挽宋教仁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

　　

　　——唐德刚（摘自《袁氏当国》）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

　　

　　——傅国涌（学者）

　　

　　宋教仁（1882~1913）

　　

　　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担任中国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1912年1月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制院，起草了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1913年在上海遇刺身亡。

　　

　　■革命逸史

　　

　　两次被扇耳光

　　

　　宋教仁曾经两次在公开场合被人扇耳光。第一次是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有人提议开战，以迎接袁世凯为名带兵北上。宋教仁反对这个建议，认为革命军无法击败北洋军。这时，同盟会元老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

　　

　　第二次是在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读新党章时，其中一条规定国民党不吸收女党员。这激怒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她冲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