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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许多人便是以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些话，便代表了他从根本上反对计划生育，这其实多少是个误会。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只是他写这篇文章时出于特定的批判的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语言机智而已，只是一种感性语言。相反，从理性上，毛泽东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但如上文所提，他早在1956年，甚至更早时候，在分析研究国情时就曾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有过关注和重视了；到1957年10月，几乎在《人民日报》不点明批评马寅初的同时，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还明确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这才是毛泽东对待人口问题真正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一基础，当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时，毛泽东并不反对，而且持支持态度。 可是1957年下半年后，不但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加紧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围攻，而且连被中国人称作“老大哥”的苏联也与中国分道扬镳，一时国际局势对于新中国非常不利。而就是在这种国际局势紧张而微妙的时刻，马寅初在演讲中说的那么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无疑有授人以柄之嫌，无疑是在捅娄子、添乱，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极其敏感也实在是情理之中，而且也十分应该。虽然后来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这话说错了，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但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对毛泽东心理的干扰却已难以消除。 第二，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也是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站在全局考虑问题的结果。具体说来，由于毛泽东导演的“大跃进”所产生的虚幻，使他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而在人口问题上态度的改变，只是这一系列错误判断中的一个。1958年，大跃进放出的一个个高产“卫星”给毛泽东造成了一种误会，也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中国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了，他曾说，“原来想不要超过八亿人，现在看来可以到十亿”。尽管他很快发现大跃进报出的产量都是假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又陷入了另一种尴尬——全国已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问题实在不是这个时期最要紧的问题了，因为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期间，由于经济的极度困难，全国不但人口出生率极低，而且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此时说计划生育自然是很不合时宜，也没必要，而马寅初恰恰在这个时间段提出并一再坚持他的“新人口论”，虽然从学术的层面上说他并不错，但是其命运可想而知！ 到1962年，经济得到了恢得，人口增长也得到恢得，对此国家也立即意识到了。当年国务院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就此算开始正式执行了，但执行了没几年，历史又一次增加了一个插曲：1969年，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等，并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修理”。为了应对这一切，毛泽东在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同时，考虑有可能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或许又让他想到了“人多力量大”，计划生育工作随之再次发生了波折。但尽管如此，国务院还是于1973年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这一批示实际上正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三个小标题（马寅初《新人口论》七、八、九三部分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记得我小时候，我家大门对面的墙上就写着“人口非控制不可”这样一条标语，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批示，更不知道是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后来知道了，这更使我觉得，毛泽东至少在人口问题上的想法其实与马寅初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或许也正是因此，马寅初事实上在历次政治风暴中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太多太大的冲击。当然，这里面与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保护有关，但是说到底，如果真在毛泽东看来他与马寅初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那是谁能保护得了的吗？ 尽管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的这最后一篇措辞悲壮的文章中，没明说曾劝他退却的“另一位好友”是谁，但是我们不难推断出他是周恩来。虽然我们今天已不能知道周恩来当初具体是怎么劝马寅初的了，但是我想一定不会是劝他向真理作违心的背叛吧？周恩来一定明白，马寅初作为一个学者，维护自己学术的尊严当然并没有错，但这种维护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就算是你发现并握有了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如同“日出晒场”，这不错，是真理，但是如果“日出”了，沙尘也起了，雾霾也来了，是不是还一定要“晒场”呢？这就值得考虑了——是不是等沙尘、雾霾过去了再晒？是不是干脆明天再晒？更何况政治气候远比自然天气要复杂得多，为什么非得在今天“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呢？我想周恩来对他的规劝一定是出于这样的前提吧，一定是劝他稍作变通，就此下个台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以周恩来的位置终究又不便向马寅初明说，他一定是希望马寅初能自己悟得。但是遗憾的是马寅初终究没能悟出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所以他终究不能沿着这个许多人希望他走的台阶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好对不住周恩来这位救过他命的朋友。这让我们今天据此不难看出，二人相比，周恩来是政治家，而马寅初不是——虽然一生热衷于参与政治，但他终究只是个经济学家，只是个学者——一个令人尊敬的真正的学者。 六 批判马寅初的错误是个事实，中国“多了三亿人”的失误也是个事实，但这两个事实并不构成因果关系，至少是不完全构成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在“批马”的时候，中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计划生育工作。当然其间也曾有间歇性的放弃，但那也不是因为“批马”，而是另有原因。恰恰相反的事实是，由于长期的努力，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但由于这是从6亿人口这样大的一个基数上的努力，尽管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人口的缓解必定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过程。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后，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一些人和西方舆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意识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是并不符合实际的。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还常被人提起，且一旦提起人们总肃然起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那种“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精神在今天的学者身上太缺乏了，与马寅初的“固执”相比，我们今天的学者又太会“变通”了，以至于见风使舵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在他们那里，什么学术的尊严和学术操守，似乎都已在权力和金钱面前放弃殆尽。正是这样，我们的确还是应该向马寅初献上我们的全部尊敬。 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4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召开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会议，9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寅初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只是此时马寅初已是98岁高龄，无力再作演讲了，否则，我想他一定会再到北大，为自己的政治复出和学术新生再作一场演讲的吧！ （《悦读MOOK》（第二十卷）：褚钰泉（主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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