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木堡之变后，中央的军队把持在文官集团的兵部尚书的手中，地方的军队则把持在文官集团的巡抚手中，皇帝没有了兵权，只好和宦官集团抱团取暖，互相支持。后来的皇帝几次想削弱文官集团的兵权，但都遭到文官集团的强力抵制，文官集团的兵权反而更稳固了。
　　
　　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率领五万骑兵入侵山西方面，正德皇帝御驾亲征的申请自然被文官集团驳回。就在此时，正德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来看完全超出了大家想象力的创意：在朝堂上下的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中，正德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领兵上战场杀敌。
　　
　　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正德十二年十月（1517年），蒙古鞑靼小王子再次率五万人犯边，正遇上明武宗朱厚照。此前武宗皇帝出居庸关遭大臣和守将阻止，后趁居庸关巡守御史张钦外出，才得以“趁机”出关。于是应州之战打响。此战中，朱厚照体现其军事天赋，首先派少量部队引蛇出洞，再不断增加兵力，牵制敌军。此战持续整一天，最终以小王子败退告终。
　　
　　对于这场战斗，《武宗实录》上的记载却令人匪夷所思：明军阵亡52人，蒙古军阵亡16人。《明史》卷307页3471记：“死者数百人”。（转引自《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双方约十万人参战，且厮杀了一整天，细品此句，当知抹黑的行为是何等的明显。而朱厚照所说其亲自杀敌一个，在人们心目中则成了其自我吹嘘的证明。而实际上，武宗皇帝完全可以吹嘘自己杀了十多个、几十个蒙古兵。于是，人们只记得荒淫无度的朱厚照，却不知道英勇无畏的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开始扶持刘瑾对抗文官集团，后在文官集团和一部分宦官的的反对下被迫杀掉刘瑾，明武宗朱厚照开始明白没有兵权是斗不过文官集团的，明武宗朱厚照为了掌握兵权真是伤透了脑筋，太监不行就扶持武将，比如钱宁、江彬，但毕竟不是自己亲自掌握军队，明武宗最后想出一绝招，溜出京城，亲自去前线，正德十二年秋（1517年）的某一天，明武宗在江彬引导下，神秘兮兮地仅带几百人，“急装微服”飞驰至昌平，准备出居庸关而去。不料，巡关御史张钦坐镇城楼，任凭江彬等人威胁恐吓，坚称来人无关文，就是不让守卒开关门。明武宗一行只得悻悻而归。数日之后，打听到巡关御史张钦不在居庸关，一大帮人连夜出京，“顺利”过关，飞抵至宣府。明武宗下旨让太监谷大用代替张钦之职，阻止文官出关，自己化名朱寿，然后以皇帝的名义任命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节制边军。这样才拿到了一部分边军的兵权，后来和蒙古小王子pk，一方面是了打击蒙古，保卫国家，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中立威，彻底掌握这支精锐部队。
　　
　　明武宗为了掌握兵权，不当傀儡皇帝，是拼了命的，亲赴边疆，指挥军队上阵杀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应州之战打的很辛苦，敌人都冲到明武宗的銮驾前了，明武宗凭借着超人的军事天赋，严密的部署，才击败了蒙古小王子。
　　
　　这是在土木堡之变后，皇帝第一次执掌兵权，也是最后一次执掌兵权。
　　
　　为了兵权，明武宗把什么都豁出去了，自降身份，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为了制衡文官的势力，为了做个真正的皇帝，他在拼死一搏！
　　
　　自从土木之变后明朝的皇帝就再也不能直接掌握军队了,而正德却以自身的天赋重新开始直接控制军队(大将军朱寿绝对不是正德个人贪玩胡闹)。这引起了文官集团的集体性恐慌，皇帝一但直接控制了军队，文官集团的权力和能量就会大幅缩小，所以文官集团拼了老命的抹黑皇帝，（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胜利与功绩，因为当时就已经发生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的事件）。
　　
　　不久，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不断向明武宗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还要说成是打了胜战，此次战争，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战争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皇帝还无耻的吹嘘自己手刃一个敌兵。文官集团绝对不能让皇帝有可以强大到能集体收拾他们的一天，毕竟朱重八杀尽天下贪官的先例摆着呢。
　　
　　除了拼命抹黑皇帝，文官们还想进一步限制皇帝的行动，当时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明武宗实录》）
　　
　　关于明武宗朱厚照的死因，正史里的记载是“正德十五年（九月丙寅），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淮安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31岁”
　　
　　不是数九寒天，不是塞上冰河，一个自幼舞枪弄棒，上过战场，边塞风寒都不怕的青壮，就这样病死，实在值得怀疑。（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明武宗自太原还归宣府。“帝（开宗）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体格真棒。正德冒风雪长途奔波，竟丝毫不觉劳累。）
　　
　　那些说正德女色过度而死的人基本上是无知，房事害不死人，犹其是象正德这种精力旺盛，敢和猛虎博斗的人，落下水更死不了人，就是我这种身体比较差的人，冬天落水也就是换换衣服，喝点姜汤就好了，更别说正德还有专人医疗和照顾，补品又不缺的人。
　　
　　传说中的江彬弑君可能性极小：江彬能在朝堂上生存下去完全靠着正德皇帝支持，长期在政权高层的江彬完全没有弑君的理由，甚至保护正德就是自保。
　　
　　害正德的不可能是江彬，首先，随侍左右的江彬并没有思想准备——武宗去世时，江彬并不在身边，《实录》已证明，武宗死时，只有太监陈敬和苏进在身边，如果武宗早有将死的征兆，江彬怎么可能不一直守在身边？此外，武宗去世前，江彬统帅的“边军”被杨廷和设计调到通州，如果江彬知道武宗有将死的征兆，江彬怎么可能允许边军离开自己？江彬可能也会受宁王的贿，但江彬与正德的关系，低头认个错，基本就能过去。江彬更不可能有害正德的动机，在那时恐怕除了傻子，谁也不会相信正德死了，一个姓江的会因是正德的义子的关系能当上皇帝，只有没有智商的人才会那么想。江彬也更明白，他的威武副将军的头衔，要是没有正德这个威武大将军，屁都不是，江彬也不可能不清楚，凭他手上那几个兵，别说颠覆明朝，就是占领北京都不够，何况离开了正德支持，他那些军队能有一半以上听他话都难。所以江彬根本不可能有谋害正德的动机。江彬只有在正德死后才有人劝他造过反，而江彬有点脑子，认为造反不行，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和太后套近乎比较有把握。明史只有一句：彬犹豫未决。
　　
　　我认为正德是被人害死的，凶手不是江彬，而是文官集团。明朝开国初的格局是文武殊途，文武平衡。朱元璋杀功臣是不分文武的，洪武三大案以文官居多，空印郭恒案几乎是对文官势力大扫荡。太祖成祖的思路都是文武平衡。也就是说文官势力独大操纵一切并没有祖制保障。成祖靖难功臣和太祖朝留下的勋贵将门的势力与文官力量达成平衡，甚至有所盖过。这样发展下去明朝可能就是文武平衡不失进攻性的王朝
　　
　　不幸的是土木之变将勋贵将门一扫而空，于谦组织京师保卫战代表文人掌握军事主导权。土木之变后的守势其实是文官集团的需要：防止新的武将势力产生。
　　
　　土木之变只是文官独掌大权的契机，其地位还不牢靠，如果有一位皇帝扶持将门鼓励军功，事情还是有反复的。而造成这个反复可能的皇帝就是明武宗正德帝，正德皇帝的作为有意无意的在打压文官集团，重建武将势力。（江彬等人就是培养对象，自然是文官死敌）正德不想承认王阳明平叛功劳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更关键的是，皇帝才30出头，马上皇帝又大多身体好，应州之战的表现来看，正德除了实战经验不足，军事天赋还是相当高的，有充足的时间和能力重建足以抗衡文人势力的武将集团，假如南巡不落水，回去恐怕就要筹备出塞作战，给培养对象们垒战功）。因此正德早逝的最大得益者和嫌疑犯正是文官集团（手法可能是：翻船只是意外，正德只是小病，但文官集团趁机串通太医下了慢药致死）
　　
　　除掉正德，重建将门势力平衡朝野的计划终止，同时正德早夭无子，外藩就位必定给文官势力膨胀带来机会。（后来历史正是如此，文官势力在嘉靖朝膨胀，结果于万历，最终导致明朝灭亡，明亡于万历的说法应该理解为万历时期文官势力过度膨胀到危及国家政治）
　　
　　上面分析了文官集团害死正德的动机，下面分析一下文官集团首领杨廷和的行为，从杨廷和的所作所为看，无论是为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杨廷和害死正德的主观性、必然性和概率最大。
　　
　　从平定宁王之后，正德本意是要在江南好好玩玩，可是接见了王守仁之后，正德却突然急速北上，这是为什么？很明显，王守仁打下了宁王府，手中可是握有大量的当朝朝中大臣与宁王受贿的帐本，其实只要把这点摆上，智商不太低的人，都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正德要匆匆结束江南之行北上的原因。
　　
　　紧跟着，正德就跑去和杨一清彻夜长谈三天三夜，谈什么啊？明月的解释是作弄杨，明显是错的，杨一清又不是傻子，就算是正德真的兴致来的逗老傻子，逗几下也就行了，又怎么可能成天成夜的逗，有这个时间，多玩几个MM不是更好，正德必然是心中有一大堆事，而这些事必须只有杨一清才能解决，这才可能，与杨一清长谈三天三夜，其最主要的事，极有可能是请杨一清取代杨廷和。当然，也有很多如何解决准备人事大换血的细节问题。随后，正德的行动又迟缓了，明显是受杨一清的嘱咐，故作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