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神宗弃世的消息，司马光即刻进京奔丧。东京城之中百姓夹道欢迎，望尘而拜，守门的卫士也行标准的注目礼。更有小民大声呼喊：“相公勿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没有资料记载第一个呼喊之人是谁！只能猜测当时拗相公王安石的变法要么走入了死胡同，要么有许多的扰民之处，否则普通民众断不会有如此的呼声！
　　
　　司马光一路风尘来到东京，鞍马劳顿尚未及休息，就有太皇太后的使人奉命前来拜访。太皇太后此举也是打鬼须借钟馗之意。司马光一见之下，大为舒心，很快便连上数道表章。
　　
　　一者，广纳谏言！（惜乎老先生不久之后便自打耳光，执政之后独断专行，更无半分广纳谏言的意思。）
　　
　　二者，尽废新法。
　　
　　作为反变法的急先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深恶痛绝，必欲全废方称心！
　　
　　司马光与太皇太后一拍即合，更成了在神宗朝尽为变法派所打压官员的福音！
　　
　　得知司马光进京的消息，变法派官员蔡确、章惇、韩缜等人心中的恐慌可想而知。面对强大的对手卷土重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放手一搏！
　　
　　眼见风雨欲来，众新派人物利用舆论抛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理论来保护变法的继续实施。众变法人物扛起了孔圣人的大旗，祭起“孝”字法宝，不可谓不高明！
　　
　　宋自太祖立国以来，特别重视和强调封建孝道，声称乃是“以孝治天下”。变法派如此作为，自以为得计，期盼在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争斗中胜出一招半势。
　　
　　哪知司马光早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他根本不与变法派做正面交锋，只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一面先把神宗先帝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分开。只说新法尽是王、吕等人所为，接下来强调太皇太后如此行为乃是“以母改子”，绝非哲宗小皇帝的“以子改父”。
　　
　　把新法推行与神宗皇帝撇清，然后分而制之。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既绕过“孝”的雷区，又堵得变法派无路可退。
　　
　　不久，司马光便以门下侍郎的官职重新入朝。他是否志得意满地说过“前度刘郎今又来”，不得而知。可是他当时确有些英雄再起、睥睨群臣的意思！
　　
　　毕竟如今在朝的变法派与王安石相比不异于天壤之别，同时与司马光联袂入朝的还有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的吕公著。少年天子刚记清了这个老先生的背与臀，哪料得他一口气举荐数人入朝。背对了少年天子而立的众臣子，忽而换了新臀与无数的新背，一时又把少年心中刚刚记住的东西变得纷乱了！
　　
　　对于朝中新党，司马光自是不屑一顾。如果满朝文武尽是让他见了添堵的角色，毕竟不爽。故此，呼朋引类也是应有之举。
　　
　　司马老先生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他认为这些人品学兼优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写史之人，自然知道控制舆论掌握台谏的重要性。徽宗朝蔡京同样是深晓台谏的厉害之处，有样学样，最终为祸社稷，使北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老先生再接再厉又推荐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人，希望朝廷委以重任。老先生自己以身作则，又鼓励、建议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他视为德高望重的老臣与他一同各举贤才。
　　
　　旧派官员终于迎来了“野百合的春天”，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更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众旧派官员连辔入京，新派人物却是灰头土脸地奔赴贬所。一退一进之间，此长彼消。终于朝中基本上实现了司马老先生的期盼——尽为可用之人！
　　
　　对于一个熟知历史掌故的一流史学家来讲，司马光对于自己这种控制言路、打击对手的行为在后世如何为人所诟病，怕是并未做深思！
　　
　　太皇太后高老太太作为大宋的掌舵人，心里应该十分清楚司马光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可是她却完全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对老先生推荐之人照单全收，并委以重任。刘挚与王岩叟分任侍御史、监察御史。
　　
　　宋自太祖立国，便已经有了宗法制度，其中就有“职事相干”一说。
　　
　　浅白点说，就是正、副宰相等执政大臣与行使监察权的御史台、谏院官员属于“职事相干”。当时就有皇帝“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不可缺一”之说。正因为有这明文规定，执事官亲属故旧不出谏官便作为一条潜规则，一直存在于官场。
　　
　　对司马老先生的举贤不避亲故听之任之，一来是出于对老人的充分信任，二来或者是太皇太后的心中另有打算。不外乎老太太见老先生已是风烛残年，怕忽有一日这老头驾鹤西去，老太太便失了倚靠。为长久之计只得勉从其请，自己再用心物色可以在司马光死后接替他位置的最佳人选！
　　
　　在高老太太所中意的大臣之中，第一人选为苏东坡苏学士。史载：高太后执政，加苏轼为翰林学士，三迁清要，旬兼侍读。
　　
　　有一天，太皇太后于便殿接见苏轼，问他道：“卿前年为何官？”
　　
　　苏轼答道：“常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
　　
　　苏轼复回道：“待诏翰林学士！”
　　
　　“为何骤升此缺？”
　　
　　“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摇头道：“并不为此！”
　　
　　苏轼又言道：“莫非大臣推荐？”
　　
　　太皇太后复摇头，望着他缓缓道：“此乃先帝遗意，先帝每读卿文章，必称奇才！但未及尽用尔！”苏轼听了此言，不禁心下感动，不顾失礼，竟在太皇太后面前痛哭失声。从此，苏轼为感神宗和太皇太后的知遇之恩，更加忠于朝廷！
　　
　　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的不是别的，只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理解，便如苏轼这般人物亦是概莫能外。对于曾经的“乌台诗案”——险些死在神宗的诏狱一事，在苏轼心中早就成了过眼云烟！苏轼这些年的贬谪之路，已经让他对自己从前的种种行为有了深刻的反思！对待变法他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他对司马光的尽废新法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在这个非常历史时期，许多新派人物与旧派人物对变法的认识都已经在一个更新的层面之上，许多的旧派人物也看到了变法图强的长足之处，而变法派人物也有人看到了变法的不足之处和尚须改进的地方。
　　
　　如果说王安石为变法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是一种刑天舞干戚的不屈精神，那么司马光的执著精神也只得让苏轼再三感慨“司马牛，司马牛”！
　　
　　在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司马光下令命全国范围内于五日中尽废免役法，再行旧法差役法！此令一出，举国哗然。远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也不禁大为吃惊：“此法终不可废！我与先帝熟议两年方才实行……”
　　
　　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此公且是司马老先生的儿女亲家）也认为自己的亲家翁此事做得有点操之过急。他劝司马光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
　　
　　苏轼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可爱和不合时宜。他据理力争：“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
　　
　　司马光并没有做太多思考就直接否了苏轼的建议。看到荐举的几个贤才不附和自己的提议，老先生内心的忧愤可想而知。此后不久，苏轼再次颠沛流离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宣仁太皇太后也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司马光老先生在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秉笔直书、畅所欲言当为万世修史之楷模，但不知老先生可曾知道：“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
　　
　　司马光不肯听取不同意见，注定了他的晚年事业多为无用功，且为人所诟病！一个国家，没有了舆论监督和监察制约，权力的滥用将会使政府严重偏离预定的轨道。
　　
　　宋代的台谏制度多少闪烁着一些民主和开明的火花，可惜这个火花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绚丽的瞬间！
　　
　　摘自《为什么总挨打，靖康耻的前前后后》独孤慕雨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