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底，清华大学bbs上出现了博士生王垠的一封万言退学信《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当时26岁的王垠，距离博士毕业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王垠四川大学97级本科毕业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博连读。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所，主要进行集成电路布线算法的研究。2004年左右发表《完全用linux工作》和《写给支持和反对<完全用linux工作>的人们》的文章，在中国的计算机和linux阵营引起极大轰动，成为水木清华linuxapp版和中国多个linux社区的偶像级人物。

在信中，他说：“现在我已经厌烦了国内所谓的‘学术’。我准备放弃清华的博士学位，出国找个好老师，进行真正的研究。博士第4年了，做出这样的决定真是不容易。有人告诉我不要放弃，你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羡慕你？你知道一个清华的博士学位有多么值钱吗？但是我不能这么沉默下去了！”

一石击起千层浪。一些大学，在国人心中，曾经是那么神圣，那么美好，然而，当这位博士生真正接触了它，却发现了它并不那么完美的一面。我们应该嗤笑这位退学者的心态不正常，还是应该反思那些高等学府高深莫测的教育模式？一个学生的退学，其实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王垠的《退学申请》更像一篇“战斗的缴文”（尽管王垠不这么认为），它痛数一个不断“进阶”的学子在中国学历教育道路上感受到的种种弊端、愚蠢、麻木和弱智。这在清华校内校外都备受关注的同时，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并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蔓延。

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上看，王垠是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常思进取的学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还是清华大学里一个颇有所成的博士生。按照常理，这样一个博士生，至少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混”下去，最终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一般人眼中的清华博士意味着份量颇不轻的荣誉、地位与金钱。历来有着“状元崇拜”与“文凭崇拜”的国人确实不容易放弃这一纸通向未来美好前程的通行证。“有关人士”认为，当年陈丹青的辞职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的，但陈丹青辞职何尝不也“只是个别现象”。有网友评论这种说法是“掩耳盗铃”，这不能不说是很有道理的——个别现象并不等于与教育制度无关，王垠的退学恰恰是因为他对于现行教育制度与教育体制的不满。“有关人士”似乎要等到退学不再是“个别现象”了，才会放下架子，羞答答地承认此事与教育制度确实不无关系。

学生退学是需要理由的，而王垠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记录——公布了一份长达1万7千字的退学申请。这份“万言书”最突出的质疑集中在学校对论文的要求上。他在退学申请中称：清华博士生必须发4篇paper才能毕业。导师招学生，是为了“财源”，而paper可以带来基金，取得项目。当然，王垠有他自己选择人生的自由和权利，尽管他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但是王垠的困惑，也反映出当今博士教育乃至国内教育体制中的一些问题。

攻读博士必须撰写Paper（论文），是个制度性惯例。时至今日，国外的高校仍然顽固地坚持要求攻读博士学位者发表论文。清华要求博士生发表论文，首先不是清华的错。不能因为有些人有异议，就颠覆多年来形成的博士生培养制度。不过，作为招收博士生的高校，从王垠申请退学事件中，也应有所反省。衡量一个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看其在校期间有无发表论文，以及发表多少，并且以刊物的档次为参照物，出发点没错。但是，严格限定数量，规定一个人3年内必须发够几篇论文，我个人觉得过于偏重形式，这不是一种真正科学和负责的精神。如果在形式的背后没有学术界自身实质性的理性共识予以支撑，那么将沦为官僚性的形式主义，导致一种“异化”现象——始于推动和规范学术生产的现代理性设计，却会反过来非理性地催生出大量的伪劣学术产品，同时也抑止了健康的学术发展。

王垠对目前教育体制的不满集中于两点：一是中小学以及大学本科时期的“应试教育”模式，一是研究生培养时期的“论文发表”模式。在他的经历与体验中，这两种主导性的模式都没有激励和发展他科学研究的理想和才能，反而压抑和挫伤了他最初的梦想。如果我们仅仅从“论证逻辑”角度来看待王垠的退学及其申诉的理由，这是不公正的，甚至是粗暴的。因为除了某些过激的言辞以及多少有些夸张的“过度推论”之外，王垠在“万言退学申请”中表达的许多体验与观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同情、共鸣与响应。公正地说，从清华同窗对王垠的一些批评意见来看，他遇到的导师和学习环境在中国已经是非常令人羡慕了。王垠的挫败感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他指出的弊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任何一个敏感的社会观察者都会意识到，王垠这个“我的一生与中国教育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孤立的个案，其中可能包含着值得重视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因素。

我们的教育体制并不是没有弊端，并不是不需要思考和反省，而王垠的梦想幻灭的确可能触及了某些问题的要害。王垠当然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对“应试教育”和“论文发表”评价机制的弊端提出指控的人。无论他是一个勇敢者，还是一个叛逆者，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在唯唯诺诺的教育体制中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一个来自局内人的声音。 

                 （《天籁文学报》2008年4月20日，总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