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一股为历史旧案翻案的现象。网端亦频多为历史成论翻案的文章。长期以来，受“特色”观念局限，世人在认识历史方面确存在误区。正如世上流行的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按照好恶来打扮。近来，隋唐题材的连续剧热播。隋亡唐兴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之一。有篇网文，例举了隋唐时期人口与粮食存量数据，说什么隋朝的储粮够唐人食用100年，最辉煌的唐开元年间人口数是隋朝时的几分之几。因此得出结论：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并不是唐太宗、女皇武则天、唐明皇的功劳。而是隋朝文帝、炀帝的功劳，与唐宗、女皇、明皇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再来一个比隋炀帝杨广还坏还无能的皇帝，也能有贞观一般的治世与开元一般的盛世。
　　
　　此等观点，迷惑了许多国人，流毒甚广甚深。旨在重新确立“特色”牧民观，国人象猪，只要让国人吃饱了，就会心甘情愿接受统治。这也就是改革开放遭遇困境时，“总设计师”抛出的，只要把经济搞好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的观点。可事实并没有按照总设计师的规划发展，如今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置世界第二了，可是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峻了。当利比亚暴发革命推翻独裁统治时，相当多的国民在“困惑”舆论诱导下感慨：“生活那么好闹什么呀！真是吃饱了撑的……”
　　
　　目前残酷的现实，让世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识之士纵观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不是在最贫穷时，恰恰是在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覆灭的。人们期望以经济改革成果改善生活的幻想破灭，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国民的怨气却越来越浓重，反抗势头迅猛异常。几万亿几万亿试图摆脱经济困境改善民生的大手笔都化为了泡影。特色教育的工具性，极力回避识别愚弄的学问。逻辑学、经济学常识都成为了特色教育避讳的学科，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干脆回避。但无论怎样无知，国人正常感觉仍没有被阉割干净。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自己的劳动付出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反差。虽然自己现在的生活比挨饿的上个世纪中期有了显著改善，完全有别于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可是国民为生活的付出也远远大于那个时代，二者之间的反差从隐性地逐渐拉大到近年的暴增，让国民们清醒起来。眼见得欺骗不了，于是抛出历史这面镜子，来迷惑国人，冲淡国人的反抗信心和意志。这也许能够暂时滞缓形势的恶化，可是特权带来的贫富分化激增，将让这种挣扎效果顿消。拉动内需的四万亿，尚不如抛进水里的石子，连个响都没有听到，就被特色体制销蚀得无影无踪了。
　　
　　其实这个结局从四万亿拉动内需的动议一开始，就注定了。此动议一出，就让既得利益阶层欣喜若狂，贪婪的双眼里迸发出绿光，果然内需没有被拉动！到不是国人不“需”，而那满足国人“需”的四万亿并没有多少进入“需”阶层的囊中，大多数进入了富庶得“不需”任何日常生活再消费的阶层口袋，因为许多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财富，已经到了即便毫厘不进，挥霍几辈子都用不尽的地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并不高，2012年才位居第世界87名。如果去掉中国统计中的“特色”因素，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可是中国却成了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因此我们无需找什么贪污证据，无需统计哪个贪官贪了多少钱，占了多少套豪宅，仅此两项，就足以证明中国分富分化的严重性。就是把最高的2012年5432美元的中国大陆人均GDP，都给了国民，也不够消费低档奢侈品的。何况这其中扣除价格因素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属于国民的工资收入。
　　
　　按中国特色报喜不报忧夸大政绩隐瞒不足的统计规则，国民的实际生活费用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更低。那么一笔奢侈品消费，将意为着多少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的下降？目前拥有高档宝马车的人群不是德国，也不是美国，不是日本，而是中国。那么一款高档宝马车，少说也得数百万，更何况宝马车并不是最昂贵的汽车，中国是世界上高档轿车第一消费大国，这还不包括那些新贵们在国外的消费。目前已经有超过一多半的巨富们把财富转移到海外，亲属移民海外。他们在国内搂的钱在国外消费，是无法计入统计数据的。2010年央视新闻1+1节目特约评论员披露，中国大陆工薪占GDP的比重连续22年下降。有朋友看过此节目的可能会说他的说法没有证据。是啊，如今的统计数据都是国家机密，屁民们是无权知晓的。可是只要你识数，就能从反映公仆们政绩的统计数据里找到答案。看看改革开放前GDP翻了多少番，你与周围大多数人的工资又翻了多少番！细心的话，你就把每年当局公布的反映政绩的统计数据，与你的工资收入增长幅度对比一下，看看看是不是下降？如今又过了两年多了，工新占GDP的水平有没有提高，自己用脑袋去想吧。相信只要不用脚后跟去想都能明白。
　　
　　读者朋友可能说，跑题了！跑题了！不是说翻历史旧案么，怎么说上这些不愉快的事。是啊，翻历史旧案正是要掩饰时下的社会问题。给李鸿章翻案，说他不是卖国贼为什么？相信不远的将来国人会明白。可这不是今天咱们要说的主题。此文仅就经济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做探讨。
　　
　　近日连续在网上看完了《隋唐英雄》（不是卫视上热播的“隋唐演义”）这部电视连续剧。剧情中关于隋亡作了痕迹明显的矫饰。隋炀帝俨然被演绎成一个悲壮的英雄。隋朝的灭亡，只是隋炀帝急于以京杭大运河造福于千秋后代犯的一个悲壮的错误。对于隋炀帝的荒淫也作了开脱，多次借剧中角色的口说，隋前的哪个哪个王朝盛世时皇帝皇宫女人比亡国之君的后宫皇帝的女人还多。意思是要说皇帝荒淫不荒淫与政权衰亡没有必然关系。也暗示世人，***、三奶……X奶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国人大可不必见怪，应该欣然接受。当今社会的发展，虽然民众的负担重了一些，可是却是有利子孙后代的。结合文首提到的那类网文，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是正确的选择，今后无论有什么盛世，都有当朝的贡献。唐初人口数下降到隋和平时期的几分之几，是战乱的结果。维稳是民众的最高利益，修大运河虽然许多人累死了，可是比战乱死的要少多了，只要不反抗，活命的机会还是比反抗要大。
　　
　　回想近年来被逼问幸福不幸福，大家不难得出话外音：“从前住平房，现在住楼房了；从前吃糠咽菜，现在吃鸡鸭鱼肉了；从前出门坐‘11号’现在坐汽车了……”，所以你应该感到幸福！就象网民质疑利比亚人，有吃有穿有住，你还闹什么呀！是啊，这种生活要是在原始社会那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生活；要是在奴隶社会也还可以算得上幸福；即使在封建社会能够活着也是一种可以忍受生活方式。可是那些逼问国人幸福不幸福的人们忘了，今天是21世纪了，人们不但有对物质生活的需要还有对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需要尊严、需要公平、需要自由，而不仅仅是需要有吃、有穿、有住象蓄牲一样活着。现在许多宠物也有吃甚至许多宠物比人吃的还好，也有穿有住，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同它们一样感到幸福呀！
　　
　　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除了生理需要，还有精神需要。我们姑且不说隋唐时，粮食能不能储存一百年，就算能储存一百年，有了粮食就有贞观、开元一般的盛世？按这个逻辑，既然隋时有那么多粮食，不应该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呀！皇帝后宫有多少女人与王朝兴衰没有必然联系，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可是他一个身子生理上能接受多少女人，数量只不过皇帝特权心理的需要，看看历史上的皇帝有几个是长寿的。所以后宫女人多，不意为着皇帝就荒淫。后宫的女人数量少，也不意为着皇帝就不荒淫。据史载，被称为千古一帝唐太宗，也很好色，可是他却不荒淫；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也频频临幸一个个面首，可是当时的社会在她的统治下仍然比较清明稳步发展。可唐明皇李隆基，很长时间就一个杨贵妃，却是历史上少有的荒淫皇帝，险些没有把大唐弄颠覆了。如果今天的***、三奶……X奶只是对于公仆们的生理需要与心理需要，而不是通过他们吸食民脂民膏，喝劳动人民的血，公仆们不假公济私以满足他们自己与这些女人们的贪欲，只用自己的俸禄养她们，那也只是道德问题，尚属当今中国落后的文明发展中的比较正常现象。与李世民、武曌的好色一般，谈不上荒淫。荒是不干正事，淫纵欲无度。
　　
　　一个忽略人精神需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唐太宗继位后，以德治国，以信治国。所以贞观年间，虽然没有隋时富裕，却出现了稳定的治世书面。据《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个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非常感人的故事，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太宗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他们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回京问斩。接着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都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最后太宗将这些死囚全都赦免了。
　　
　　故事很简单，但其中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后人解读与回味。这390人明知已被判死刑，为何有机会不逃走却心甘情愿回来受死？太宗又为何将他们都赦免了呢？仅仅是出于怜悯吗？
　　
　　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唐太宗的仁德说起。太宗爱民如子，他曾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太宗规定，杀一个死囚，得向皇帝报告三次，而且，实行死刑之日，皇帝不能进酒肉，不能欣赏歌舞。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湎于情感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而且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再加上太宗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治安相当好，贞观初有几年，全国死囚犯还不足百人。
　　
　　面对如此仁德的皇帝与这般公正的司法，可以说这些死刑犯原本就心无怨言，只有悔恨之意，又得到了太宗的怜悯，自然心怀感激。而太宗又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君主，俗话说“民以吏为师”、“上行下效”，死囚们“自投罗网”的行为正体现了太宗德行善化的巨大力量。而我们今天社会的道德沦丧，恰恰是始于公仆们道德的堕落。
　　
　　太宗的大赦也并不只是出于怜悯。古人认为作人的根本就是“诚信”，这些死囚能够信守约定，知道感恩，说明他们还有做人的底线，所以太宗给了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有这样一位道德高尚、懂得以德治国的君主，才有了廉洁奉公的官员和讲究规矩的百姓，这也就不难理解，唐初为何出现政治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了。
　　
　　那些认为只要有了粮食富裕了，就是再来一个比杨广还坏的皇帝，也能出现盛世的观点，不但在今天是弱智或者别有用心，就是千余年前的古代也是愚不可及。此论即便不是高级五毛们的苦心，也是特色教育的硕果。1948年，中华民国人均GDP排世界各国第40位，可1949年以后世界排名逐年下降，到了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已跌至世界第127位位，直至2012年才返增至第87位，可是中华民国被赶到了台湾。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时虽然在当时世界上不算穷，可是贫富分化却十分严重。加之连年的战争，民生凋敝。国民生产总值的世界第二是靠人口多积出来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富裕程度还比不上当时的中华民国，可是贫富分化却堪与五十五年前的民国时相媲美。如今贫富分化程度之大已经遥遥领先世界，再也掩饰不住了。于是把千年祖宗抬上来修饰一番，证明当前特色体制的合理性。
　　
　　国人生活状态可从莫言的小说中窥其一斑，其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假借没有喝孟婆汤未对前世丧失记忆的轮回的猪嘴，道出了国人的境遇与悲哀。反映了“猪们”从惊恐、无奈、彷徨到反抗的过程。也道出“猪们”分化后消极幻想与垂死挣扎的悲惨结局。更通过“猪十六”道出劫后余生的猪良知未泯拯救（舍命救落水的孩子）希望的殉道精神。虽然他的作品，不似杰克•伦敦作品洋溢的积极生命意识，却有着复苏人性，矢志不渝追求文明的意念。
　　
　　例如第三十四章：“……作为一头猪，我是清醒的，但作为一个人，我是迷糊的。是的，我死去多年了，不论是屈死还是冤死，不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白氏（这头猪前三世为人时的妻子，作为地主婆长期被批斗管制改造）都有权利和别的男人干那事，但我不能容忍洪泰岳（当年主宰屯子里“地富反坏”命运的最高领导）一边骂着她一边干着她，这是侮辱，不但是对白氏的侮辱也是对西门闹（当年屯里的地主，这头猪的前三世，土改前被枪毙后轮回为驴、牛、猪）的侮辱。仿佛有几十只萤火虫在我的脑海里飞翔，后来汇集起来，变成了一团火，熊熊燃烧，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如碧绿的磷火，（蚕房里的）蚕是绿的，人也是绿的。我扑上去，本只想把他从白氏的身上拱开，但他的睾丸碰到了我的嘴，我实在找不到一个不咬掉它们的理由……”。
　　
　　“作为一头猪，我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处于任人宰割境地；“但作为一个人我是迷糊的”，已经记不太清作人有哪些尊严。《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西门闹，是一个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被枪毙前终生亲自下地劳作的地主，因为有土地是地主，被视作反动阶级，给土枪轰掉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他在阴间喊冤，被转世为驴，再转世为牛，再转世为猪，再转世为狗。转世时拒绝喝忘记前世的孟婆汤，因此为驴、为牛、为猪、为狗时仍记着前世为人时的情形。为驴时深感前世冤屈而本能反抗；为牛时因为受压迫而反抗；为猪时虽然被当作种猪给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有应付不过来的“妻妾”，但因为具有人的智慧，看到任人宰割的结局而奋起反抗，最后以拯救落水孩子（希望）而再转世为狗。为狗时目睹被镇压的反动派后代与无产者同归于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始终享受着幸福的生活，被领导的人们却从对立到归一，走了一个圆又回到原位。
　　
　　小说中的人物姓名与情节都具有很深的寓意，反映国人几代“奋斗”的经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作者创作的设想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异同。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常常超出作者创作的设想。也许莫言在创作时没有这些设想，可是却确确实实传达给读者这些信息，尽管有许多读者理解不到这个层面，但芸芸众生绝对不乏读懂的智者。
　　
　　莫言小说里有句话：“极度夸张的语言是极度虚伪的社会的反映，而暴力的语言是社会暴行的前驱”。极度夸张的语言，在我们的社会不用例举，到处都是。尤其是主流媒体，从亩产万斤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政策多少年不变，绝不怎么怎么地……，这些“高屋建瓴”的极度夸张的语言引领时下社会语风；暴力的语言，尽管受到客观环境制约，仍在我们的生活里随处可见。前不久在反日大游行中，出现在许多城市街头游行队伍中让人胆颤心惊的横幅标语应该仍历历在目。那表面上是为了抵制日本，却是国民内心长期积郁的愤怒的反映。看看反映网民真实心态的网络信息，充斥着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语言，这种暴力语言造成的伤痕，虽然看不见，但是却“字字见血，句句伤心”。所以，我们的社会仍然面临着文革一般全民族疯狂的危险。这是任何有理性有良知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既得利益群体所畏惧看到的。
　　
　　尽管我们现在许多历史观点都带有浓厚的“特色”，但过去为了证明夺取政权的合理性，给国人灌输了太多的造反有理，反抗压迫的观念，这与当今维稳政策完全相悖，需要否定这些曾经极力倡导的观念，所以需要从观念上转变国人的意识。可是直接否定过去灌输给国人的观念太赤裸裸了，于是通过“史学发展”进步之说作下铺垫，也为当朝一些行为寻找些历史依据。这是按需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特色”传统的升华。“特色”史观有待于澄清，但那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过去的历史，应该有不同观点，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新观点代替旧观点。只是这些观点应该经得起推敲，符合正常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