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大得让人难以想象，以至出现了失控的局面。在强征强拆中，县委书记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公民的住宅一夜夷为平地，可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成片变为开发地、工业用地；可以把强征来的土地，百亩千亩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捧送给开发商；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当然也可以让在当地呼风唤雨的大款一夜成阶下囚。可以一天提百名官员，可以把七姑八大姨弄进政府让纳税人养起来，可以包二奶养私生子，可以派人进京抓记者……
　　
　　回家乡，一位老板的话却使感到了震惊。他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大得吓人，可以把几千万元送人。”这位老板10多年前是一个村支书，如今他却成了家产亿元的富豪。
　　
　　他的话，我完全相信。比如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把价值几千万的土地以几十万给开发商，有的地方甚至是“零地价”。本来一个销售收入几亿的企业，需交税千万元，但是县委书记引进的企业，交了税，财政却返还企业。朋友曾告诉我，一个企业不但三年不用交税，县里还给该企业担保贷款，拨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原因也是该企业是县委书记引进的。媒体曾报道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擅自将房地产开发所得税、销售不动产营业税作为招商奖励退还给开发商。让连云港金宝公司的郭强承接时代广场步行街工程，尽赚6000多万元，违规退税还拿了200多万。码头开发公司的胡伟，他免费从孙荣章手上拿到海头港口岸线开发权。建起了一圈海景房，获利数千万。孙荣章还以每亩1万元的超低价批给金汇公司的赵飞500亩地建厂，还为其提供担保贷款1.5亿元。赵飞资金周转困难，孙荣章直接就安排开发区管委会借给他2000万元。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可以说县委书记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他们“我的地盘我做主”。这里有几个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县级官场的真实生态：“县委书记绝对真理、县长相对真理、常委服从真理、其他班子成员没有真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一千个副手，抵不过一个正手。”许多落马县委书记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四川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一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最可怕的是无“杂音”。当今许多县委班子变得鸦雀无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封杀“杂音”还创立了一套“理论”。杨毫不掩饰地说：“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公开宣扬过“就是论”，他多次强调：“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这些“一号”们，常常以“不准发杂音”为由，大树个人权威，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高压推行一言堂，从而导致众人闭口、空气沉闷、万马齐喑。
　　
　　由于县委书记左右着干部的乌纱帽，连公、检、法大都仰书记大人鼻息，惟书记“最高指示”是瞻，这让他们更加为所欲为。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抓权敛财的所作所为，可谓众多腐败的县委书记中的一个缩影。陈兆丰深谙“要想富，动干部”之道，通过死死抓住权柄不放，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于是他自己鼓捣出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湖南省株洲县县委书记龙国华在即将调离之际，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由于权力的失控，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官场乱象：比如三陪小姐当宣传部副部长；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团委副书记等。由于县委书记有绝对的拍板权，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从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地方的县委政府大楼建成了“白宫”与“天安门”，这是因为这些县委书记有领袖情节。2011年4月，一个名为《县委书记》的MV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这个MV的内容是歌颂河北省张北县县委书记李雪荣的，还配了一首主题歌，将其喻为“红太阳”。有意思的是李雪荣离任张北县委书记赴任张家口市副市长，张北上万群众为其送行，并打出“常回家看看”、“无论到哪里，保重身体”等感人条幅，李雪荣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现场和群众久久地握手道别后踏上离任的大巴车。其场面比总书记视察场面还热烈。县委书记这个群体“集权度”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已成不争的事实。
　　
　　重庆不雅照也说明了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问题。不雅照让雷政富倒台了，还让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艾东倒台了。应该说，雷政富的倒，是倒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垫江县土石方工程大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垫江县的路灯、绿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揽。而那些建筑商只能吃雷政奎的“剩饭”，或者到雷政奎门口“讨饭”吃，这就激起了建筑商们对雷政富的仇恨。于是建筑商招募美女，训练好美女进行“公关”，只要有了不雅视频，就能从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相对钞票来说，更喜欢美女”的雷政富，果然经不起美女的诱惑，成了又一个倒在裙子下的官员。有人说，雷政富是被人设陷害的，这个设陷者就是重庆永煌集团创始人肖烨。肖烨利用不雅照获得建设工程，仅3年资产从一百万元奇迹般地串到几亿元。由此可见县委书记权力是多么具有神奇的力量。
　　
　　说起县委书记，不能不说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为他是派人进京抓记者第一人。《法制日报》主办的杂志《法人》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西丰县公安局又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派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抓捕记者。胆敢在“天子脚下”抓记者，在我看来，不是法治意识淡薄，而是为所欲为惯了。《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如果张志国不是为所欲为惯了，敢掐中央政法委的喉咙？
　　
　　不久前媒体报道，山西省蒲县有位官员老板(县安监局长)，家产3个多亿，惹得县委书记眼红，要他给5000万被拒绝后，这位官员老板最后被送进了牢狱。判处有期徒刑20年，是以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贪污、挪用公款罪，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原蒲县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弟于小红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600万；他们所经营的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被追缴逃税额1871.85374万元，处罚金人民币9860万元。以上累计，仅罚金一项就高达3.2亿之多，创下山西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记录。也就是他们家3人不仅要坐牢，其财产也被罚没光了。这种判法，显然不公，不说县委书记索贿是真，但得罪了县委书记是可以信以为真的。
　　
　　本来县委书记权力就失控，还要来个“高配”，还要省管县，这就让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失控。对于省管县，我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省管县后，县委书记将更加失控。一个省近百个县，省委管得过来吗？很显然“上级监督太远”的问题显然将更加突出，“山高皇帝远”之下的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风险也必将大大增加。至于“高配”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甚至为正厅级，我就更加反对，县委书记“高配”副厅级，而其他县级班子成员的级别保持不变，将意味着，县委书记不仅仍是本级班子的“一把手”，而且事实上还将成为他们的“上级”——如比原先同级的县长高半级。党政分开，是为了权力的均衡，本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正处级，这样一来，这个功能就殆然失尽。再说县纪委书记，是副处级，如今县委书记是上级领导，同级监督本来就软肋，县纪委书记的监督的权力就更加没有了。如此一来，县委书记的官级完全凌驾于班子成员之上，“集体领导”的难度增加，“同级监督太难”的痼疾就倍增。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但他又说：“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县委书记的权力很难受到制约，因此他们成了当今中国最腐败的一群人。
　　
　　县委书记的权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权——堪称一方“诸候”。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往往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我们不能忘记瓮安、孟连等群体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