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叫约翰·霍根的科学作家，一脸认真地喊出“科学的终结”，说它逼近了限度，玩下去的希望渺茫，已经很难有类似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类的伟大科学发现了。

　　霍根没有像卢梭那样说科学是坏的，需要改邪归正，而是说它需要来一个急刹车。这让讨厌科学家傲慢嘴脸的公众爽了一下。对科学的基础，它的方法，它在理性上的限度，它的社会、环境后果刨根问底、盯住不放的哲学家也乐见这样的观点。但科学家们反弹激烈，当然骂了一通后照样我行我素——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他们在对世界的解释上，就取代牧师的地位了，谁能阻挡他们雄健的步伐呢？

　　尽管和民主一样，科学是个好东西，但玩得过火，把自己弄成一种神学（专用名词叫“科学主义”），以为像上帝一样会知全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更重要，同时也更让人怕怕的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科学不再是爱笛生、拉瓦锡们在小实验里鼓捣的那些东西了，而是被嵌在一个实验—技术的风险系统里面，或本身就制造出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如果它的方法本身就有误，基础不牢呢，岂不是把大家置于逃不掉的不安全之中？而科学能否控制它所产生的风险，还真没人可以打保票。

　　和这一问题意识相关，前段时间，中国一些搞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言行引爆了广泛的社会忧虑。他们的伟大抱负是把转基因水稻——13亿中国人的主粮——产业化（也是商业化），如果转基因水稻能占领老百姓的餐桌，基于某些理由，他们会非常高兴。

　　为实现这个伟大抱负，这些人的言行相当惹眼。比如，“61院士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说再迟缓就是“误国”；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指控农业部“不作为”，说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不能依靠民意，应按照国家的法规办，按程序走，如果法规不对就修改——总之一切要给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让路；而中国农业大学转基因大米专家黄昆仑在受农业部委托做转基因大米的小型猪90天喂养试验后，拿出了科研成果：“试验用猪在90天喂养期间，无中毒或死亡现象，皮毛顺滑，行动灵活，饮食正常，生长发育状况良好”——推论是：由于猪在“生理性”和“杂食性”上与人的相似性，猪吃了没事，人吃了当然也是安全的。

　　这些言行，把当下中国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关科学家及转基因的支持者们始终占据“专业优势”，指控反转基因的人“外行”，是在非理性地疑神疑鬼。但不幸的是，他们露出了很大的BUG：似乎不仅不懂得现代社会的起码常识——你要把转基因强加给怀有疑惧、抵触心理的老百姓，也得问一下人家，而不是那么霸道，换言之，得尊重一下“公共选择”——，而且，缺乏对科学方法是否可靠的哲学审视。

　　当然，也没有谁去正视这一转基因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从国内外情况看，转基因是否无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伪或证实。双方都能举出一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但说服力并非就不需要验证。

　　而有意思的是，转基因这一“科学”问题，和其它领域相关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是在争论的视野之外的。

　　方法缺陷

　　一座房子再辉煌壮观，基础不牢的话，成为楼歪歪、楼倒倒的可能性肯定相当大，住在里面的人，得用生命来赌楼倒歪、楼倒的机率。科学也是。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更是。

　　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开出来的那些研究。

　　转基因水稻已经取得了两张安全证书。它们是怎么得来的呢？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说，这两张安全证书的取得“非常严格”，不仅对白鼠做了90天喂养实验，还做了三代繁殖实验，结论都显示食用转基因大米与普通大米并无差别。

　　有问题吗？有。除非能够证明，人的生理结构就是白鼠的生理结构，否则，用白鼠吃了90天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根本无法证明人吃了没事，三代繁殖也没事。这犯了哲学家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了：适用于范畴A的东东，并不适用于范畴B。不是所有用白鼠做实验的结果，都不能适用于人，但，这是转基因。

　　大概相关人员也觉得这未免太轻率，于是用小型猪，用属于灵长类的猕猴来实验。猕猴吃了会怎样现在暂时不知道，但用猪做实验，如前面所引述的，给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也包括以后预期猕猴实验会得出的结果），和用白鼠做实验一样，仍然陷在“范畴错误”中不愿自拨。公众讥讽转基因科学家们是不是把13亿中国人当成白鼠和猪，要拿来“集体实验”，这样的“抗议”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林拥军教授想必意识到了用动物来说事难以服人，于是，试图用“人体实验”来证明，说自己从1999年来已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行为让人欣赏。但吃转基因大米，毕竟不是吃烈性毒药，马上见效，或吃慢性毒药，14年见效，因此这样的“人体实验”可以证明它确实是无害的。转基因的伤害，也许要几十年，甚至一两代人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呢？林教授等人能确定它不是这样吗？显而易见，“人体实验”的论证虽然避免了“范畴错误”，但它对于论证“转基因水稻无害”并不充分，并非一个有效的论证。

　　不清楚在“科学”这一名义的庇护下，转基因科学家们为何显得这么“不科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缺乏一种哲学意识。

　　负责对科学进行追问的，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叫科学哲学。它的用意很清楚，一是在“基础性”上，对科学进行审视，给科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哲学上的指导，看一下科学的基础是否牢固，就是它的方法可靠不；二是在“终极性”上，驯服科学这匹野马，探寻人类认识的限度，有哪些东西是科学可以搞定的，哪些搞不定，从而只能保持谦卑或无语——类似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有很多哲学家在干这些事情。比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科学的一种“可证伪性”方法。一个科学假说或理论，只要有一个反例证明它为假，那么，它就是不可靠的，可以抛弃了。

　　这一方法非常有名，科学家们也算是受益良多。比如，爱因斯坦就写信来支持波普尔。像英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彼得·梅达瓦，以及澳大利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等人，就曾对波普尔表示感谢。埃克尔斯如实相告：“我的科学成就归功于1945年我对波普尔关于科学探索行为的教导的皈依。”英国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邦迪则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

　　这有点吹捧嫌疑。科学的方法，当然不只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事实上，科学家们常用的方法是演绎法、归纳法，以及“最佳说明的推理”。而在转基因研究中，由于从事的是“发现”，派上用场的更多是归纳法：从一个一个事实，一个一个实验中，推出“转基因无害”的普遍结论。

　　科学家们是使用归纳推理的好手。很多科学发现就是通过归纳法得出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归纳推理也频频使用，达到了“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比如，我们相信自己走在马路上，不会地底下突然塌陷掉下去；我们掏出手机，它不会爆炸。凭什么我们相信这些？回答是我们一直这样，没出什么问题，因此，这一次也不会有。

　　但如果要问：过去一直这样，能保证下一次地不塌陷，手机不爆炸吗？虽然这么问，我们大概会怀疑自己神经有没有问题，但如果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无法保证。从根本上而言，我们相信“地不会塌陷、手机不会爆炸”是盲目的，怀有侥幸心理。

　　就是说，正如哲学家们所指出的，归纳推理虽然很多时候有用，但在逻辑上不一定可靠（逻辑上一定可靠的是演绎法）。毕竟，但逻辑上，你要穷尽所有的事实，才能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严格来说，它最多是在一个高概率的意义上可靠，不是一定可靠的。

　　对于日常生活中运用归纳法，以及一些不直接涉及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科学发现及其运用，我们不必太认真。但是，对于类似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这类影响会极为深远的大事，还是谨慎些为好。尽管看上去真理在握，但张启发院士、林拥军教授等人恐怕不得不承认：转基因研究的方法因其缺陷，离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尚有太大的距离，而转基因食品到底有没有安全问题，远非看上去那么确定。

　　后果难测

　　到底是什么让一些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自信满满，一边并不谨慎，一边又藐视“民意”，预设公众不懂科学呢？这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的专业化，它和哲学，和人文学科，甚至和公众的一刀两断。科学家们走在无人的街道上，和公众渐行渐远。

　　这很奇怪。不要说古希腊的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了，即使是到近代的黑格尔、恩格斯等人，大概都没有想到，现在的科学，居然和哲学分道扬镳了，而且一个科学家，还可以对哲学没有兴趣。

　　在古代，哲学是很多学科的母体，各门科学自然包容在其中，一个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也是一种科学研究。但到近现代，各门学科的发展，一个一个地离开哲学母亲，并且翻脸不认人了。自然科学尤其如此，它的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使科学显得好像与哲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