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来宾市纪委监察局网站公布，来宾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和来宾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李阳龙因涉嫌严重违纪，日前已被来宾市纪委立案调查。（5月19日  四川在线）

众所周知，细数近二十年来落马的高官之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与此同时，随着十八大以来打苍蝇抓老虎力度的加大，在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也都是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

然而，对于领导秘书的本职工作内容，按照有关规定归纳来说，主要包括送阅文件、向领导提供情况和建议、传达领导的意见、经领导授意起草文稿、批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从查处的秘书腐败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我们的秘书们利用着他们职位以及身份的特殊性，干着左右官员升迁，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的违规违法行为。

正因为如此，秘书腐败成为了腐败案件查处中的大腐败之一。即便是秘书“腐败”虽然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关媒体评论所称，秘书一旦出了事，就是大事。归根结底，最终导致“落马官员”走向贪污腐败之路，往往是离不开秘书的影子。

正所谓，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而面对秘书腐败，对其权责的规定则显得至关重要。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最后，在笔者看来，虽然针对目前秘书腐败，国家也出明文进行约束规定。但是，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所以，只有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才会最终得以淡化，得到彻底治理。（方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