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要指明的是，郭沫若只是一个典型的标本，丧失独立品性的“郭沫若式”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而且生生不息，后继有人。那么，对郭氏的分析和警惕便有现实性和迫切性。中国向来不乏知识分子(古代的“士”也是一种“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社会的利和弊，经验和教训也很少得到细致的清理。
　　
　　《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三个典型人物胡适、鲁迅、郭沫若为中心，条分缕析地分析了五四知识分子丰富多样的淑世意识。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这一历史转折时段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在“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之间权衡较量、徘徊踌躇。然而，在这往来于书斋与社会之中，他们既有伟大和优长之处，又有渺小和缺陷之处，既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知识分子留得了教训。读过之后，真是感慨万千。
　　
　　长期以来，胡适被丑化，鲁迅被神化，郭沫若被美化。胡适甚至被当作反动文人看待，对他的口诛笔伐长达半个世纪，鲁迅被奉为新文化的旗手，几乎成为圣人，而郭沫若则紧跟着形势，失去自我，青云直上，备受推崇。然而，时间是公正和无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还了他们以本来面目，被丑化者渐露真容，被神化者开始走下神坛，被美化者也开始彩妆剥落。
　　
　　奥·威·施莱格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往后看的先知”，是要史学家以史为鉴，针砭现实，从而预示未来。可是如果知识分子自视为臣仆，沾染上佞臣的陋习，以媚君颂德为己任，那就只能无视民众的疾苦，写出令人不堪的文字，成为“政治流氓”“文化弄臣”。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警示和教训最为值得吸取。鲁迅曾论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才子这点，无人否定，史学家、古文字学者、诗人、作家、书法家、翻译家这都是事实。可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性的丧失正是他本人悲剧的根源。
　　
　　人生虽然短暂，横竖就是几十年，可是文章和精神却是永世长存的。一旦沦为“文奴”，则千秋万代之后也难逃骂名。除非像声称“朕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法王路易十五那样的人，一般人还有道德底线，还在乎身后的名声，尤其是文人，难道写出来的作品只是为了一时的效果而不顾他日的褒贬？
　　
　　其实，郭氏也并不全是后来所表现的惟命是从，对领袖盲目崇拜。在国共对峙、胜负未卜之时，郭氏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正确的分析，执公正的论述，然而一俟新政府成立，荣辱得失取决于新旧功勋，“重在表现”，于是这位天才诗人便变成了“喇叭花”，以期永保“圣宠不衰”，后世人们论其时皆认为其不耻于士林。然而，我们还应超越士人“可耻”的层面。他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时时想表忠心处处争立新功惟恐失去圣宠的急迫心情，实在让人可悲、可怜。
　　
　　要指明的是，郭沫若只是一个典型的标本，丧失独立品性的“郭沫若式”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而且生生不息，后继有人。那么，对郭氏的分析和警惕便有现实性和迫切性。
　　
　　如果说知识分子不应当是政治的“仆臣”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应当是什么呢？
　　
　　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时代的先驱，应该是盗取天火赠与世人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应当是在众人皆醉这冥顽唯我独醒，众人皆浊之时唯我独清，而不是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这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堪作楷模的文人，从《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一书中所分析的鲁迅便是这样的楷模。无论在怎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他都能保持独立不旁的风骨和飙发凌厉的批判姿态。
　　
　　历代封建社会常常会设置严酷的文字狱，使文人动辄得咎，使文人噤若寒蝉，不能敞开心扉吐露肺腑，他们留下的不是颂圣媚上的文字，便是不着边际、中性无害的诗文。他们要么装出一副伪君子的面孔，论一番滴水不漏、毫无个性的字句，要么假作痴狂，写些晦涩难懂、忏文咒语似的东西。大好才华，受到压抑，使文坛听不到新声，诗句追不上李杜，这当然是统治者的紧身马夹和无形金箍把文人箍得太死的缘故。作为后世文人，我们在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同时，要反过来想，难道知识分子自身就没有原因吗，为什么在同样严酷的环境中，鲁迅等人却仍能特立独行，横眉冷对呢？
　　
　　一个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针砭时弊的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是难以振兴的国家民族，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成果的繁荣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人的诞生与意大利半岛经济的繁荣都是两相对应的。今天，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只有经济的腾飞，若无人的精神的滋养，人的素质的提高，坐视物质主义泛滥、纵欲主义肆虐，我们物质的繁荣不光毫无意义，而且难以为继。
　　
　　今天我们亟须一种精神力量的培育，所以更应当重视先进精神的载体———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优秀知识分子(杰出的作家、教师等)实际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古人把“师”放在“天地君亲”之列，足见其重要性，自尊自爱的作家、教师更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全民精神建设的重要使命，倘若如此，则国家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