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月9日报道，去年，从中央到地方各项规定、禁令不断出台，2013年也因此被公务员称为“禁令年”。近日，媒体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禁令之前本可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2013年后没有收到者占到了79%。表示工资外收入减少的公务员有92位，一些公务员接受采访时坦言“为官不易”，在失去隐性收入后，一些人甚至考虑离职转型。

　　同一件事，站在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答案。站在大众角度来说，上述现象给人带来的最大欣慰，当属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官场作风顽疾，终于随着“禁令年”而得到了遏制。中央实施铁腕治理，终于让一些“忘记党的宗旨，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官员有了后顾之忧。至于有公务员因“禁令”而考虑离职，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不应该动摇中央整顿的决心，甚至连“副作用”都算不上。换言之，如果有公务员因“禁令”而离职，那绝对不是坏事。为什么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一是所有“禁令”，都是对于公务员的最基本要求，根本不存在高不可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禁令”，原本就是一场拨乱反正——现在才是“正”，过去都是“乱”。如果因为工资外的“油水”少了而想离职，那就应该将这种人视为早该“拨”去的“乱”，早走早好，根本不值得可惜。

　　二是公务员待遇原本不低，大可不必担忧效仿者众。公务员待遇是高是低，一直争论很大。一些科员级别的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待遇并不高，也并非不可信。但是，判断公务员待遇高不高，也存在着一个跟谁比、怎么比的问题——民众认为公务员待遇很高，参照点是放在当地普通百姓的平均收入水平上；而一些公务员认为自己待遇不高，参照点都是放在“成功人士”、经济发达地区的同行、机关各部门之间、个人之间收入结构的某些不均衡上。

　　然而真正客观的标准是：经济收入仅仅是待遇的一部分。公务员职业的稳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健全的组织体系，良好的社会声望，哪一项不是待遇？换言之，与社会上众多在市场“找食吃”的体制外生存相比，“体制内生存”又值多少钱？争论待遇时如果对这些无形利益闭口不谈，那也肯定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不用说别的，只要想想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公务员考试之壮观，争论公务员待遇的高低还有意义吗？对于这些，所有公务员都心知肚明。所以，“因‘禁令’而离职”的鼓噪，也就不可能成了气候，大可不必担心他们会轻易抛弃体制，因为把自己扔到市场上找食吃，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什么底气的。

　　三是当前的诸多禁令，对于整顿吏治的长远目标来说，尚属“踩急刹车”式的治标之举，是为从体制、机制高度来治本赢得时间，有些矫枉过正难以避免。随着对整治效果的不断检阅，对一些禁令做出必要调整，同样不会令人奇怪，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是效果的根本保障。比如，有些基层公务员认为，“禁令”过于一刀切现象，如果经调查认为的确不合理，就当在调整之列。这一点，身为公务员既应予以理解，也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此外还应该看到，“禁令”被禁掉的，除了一部分灰色利益，也有此前身心俱疲的人际应酬，也不能说全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