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13时许，在河北冀州一处新建楼盘，一名13岁女孩帮父亲讨薪时，从16层跳下，随后被送往冀州市医院。17时许，家属称，女孩已经死亡。一名在现场讨要工钱的农民工称，跳楼的小女孩是他们包工头的女儿小梦（化名），今年13岁，正在读初中。可能是看到父亲讨薪困难，于是和奶奶爬上了高楼，希望帮父亲讨到工人工资。（《新京报》1月19日）

豆蔻年华的少女躺在血泊里，为农民工讨薪难再添一抹悲怆的注脚。这处新建楼盘，很可能是她的父亲和工友，一砖一瓦辛苦建成的，而最终，却成了她作别世界的最后站台。我们暂不知道少女为何竟选择跳楼的方式，但妇孺齐上阵讨薪，映射着农民工欠薪问题背后的苦涩现实，即一个人的工钱被拖欠，或让整个家庭面临生活的困境，或意味着一个群体无法过上一个顺心的农历春节，以至于13岁的孩子都无法真正置身事外。当一个孩子成为跳楼讨薪的主角，莫不是对讨薪难最严厉的叩问。

跳骑马舞、扮“愤怒的小鸟”、租戏装演元芳狄仁杰……近年来，虽然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出台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但遗憾的是，部分农民工仍不得不以极端式讨薪表达诉求。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一边是农民工“年年干活年年欠、年年讨薪年年难”。据近日新华社的报道，今年农民工欠薪仍集中在房地产等工程建设领域；所不同的是，中西部和中小城市成为当前讨薪的“重灾区”。尽管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个人承包却大行其道。在层层转包加层层拖欠中，农民工处于“生物链”的最底端。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除了企业，部分地方政府也是债务人，讨薪极容易陷入死结。而除了对于欠薪的惩处力度不够外，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冷漠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更为遗憾的是，一系列法规的实施效果有限。针对劳动者工资的支付，不仅《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要求，2011年，“恶意欠薪”更是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仍不给力。目前，各地已经审理“醉驾”案数百起，而同样被寄予厚望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却少闻立案。再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单位按照项目总造价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因种种原因执行不到位，效果大打折扣，在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这笔钱就可以不交或少交。

可见，部分地方存在的农民工讨薪难现状，不在于缺少制度的保障，而往往在于治理欠薪的规制仍在“昏睡”。少女跳楼为父讨薪，固然是极为不值得的，但是，愿这年轻生命从16层楼上陨落的回响，能够叫醒这种种“昏睡”，提醒执法部门修复“讨薪利器”。昨日，女孩家乡政府表示，将依法提供相应帮助。这固然令人欣慰，但代价终究太大。爬塔吊讨薪、喝农药讨薪、下跪讨薪、裸体讨薪……年底了，愿关于讨薪的辛酸话题终能淡出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