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去张艺谋电影《红高粱》27载，没人敢再触碰莫言笔下的这片血红炙土，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使然，想必郑晓龙也不敢去冒这个险，莫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和郑晓龙使然，远离电视剧十余载的周公子也不会冒这个险。

千万不要执意循着巩俐和姜文的轨迹寻找九儿和余占鳌，因为电影和电视剧从来就是脾气秉性不同的表兄弟。电影大多时候是导演艺术，电视剧更多时候取决于演员。所以剧版《红高粱》中，郑晓龙是奢华后盾，周迅才是主导全篇戏魂。当27年后重新开启这片血色热土的深厚内存时，不论对创作者还是观众，一切必须格式化重来。

文本的框架没有大变，也不敢大变，或说没必要大变，但与电影对小说的浓缩正好反了过来，剧版对小说进行了拉撑。如小说开篇第一句就交代“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而剧中直到14集，“土匪种”才从娘胎里艰难地呱呱坠地，还险些要了他娘亲小命。尽管如此，剧版并没有注水的必要，编剧只是把非线性的小说捋直了，把第五节后的若干段落提前，让故事线性推展，所有的添枝加叶均以此为茎脉。电视剧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去“我”化处理，不再以“我”为追忆视角。这样一来，小说里的旁观和调侃尽失，作者的寻根不再。而好处是，九儿被推成为第一视角，剧版也就成了一个女人的传奇。

巩俐饰演的九儿是一坛烈酒，酿得令人心醉，但至少它形态是柔软的；周迅演绎的九儿则像是一株野性的高粱，周身都是锋芒的刃叶，到哪都高昂着倔强的头颅。“我戴久莲要是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比坏人还坏。”赵冬苓为九儿准备的这句新词，形象地归结了这一人物的脾性。正因如此，她险些一把火烧了仇家的宅子，并胆敢与绑架她的土匪讨价还价。电影里，巩俐是九儿，而电视剧中，九儿是周迅。

为了更好地给周迅发难，郑晓龙给九儿配备了一个混球老爹和一个窝囊老哥，新添了一位青梅竹马的富二代小鲜肉，以及一位争夺家业的妯娌和一位政府背景的干爹。除了有朱亚文和黄轩上演多角关系，还有秦海璐共叙宅门幽怨，于荣光为她保驾护航。应人物而动的是九儿的背景舞台，除了高粱地依旧，十八里店明显被城镇化，电影中孤零零的高粱酒坊，也成了镇子里的众宅门之一。宅门、土匪、抗战交错，爱恨、情仇、恩怨具下，加上周公子阔别十余载的荧屏回归，拉撑、捋直之后的《红高粱》，已然是顶级传奇剧的配置。

据说这传说中的高粱地故乡，早已不再种植高粱，而自打升级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故乡后，当地又种起了高粱。还据说郑晓龙为拍戏，打头年就种下了万亩高粱。不管两块的高粱地是否珠帘合璧，其实都已不再是莫言笔下的高粱，或许他们可以称作是文学的高粱，或是戏剧的高粱。同样是这片高粱热土，张艺谋的挖掘和郑晓龙的挖掘也有所不同。27年前张艺谋挖掘《红高粱》时，小说才1岁，莫言不过是个新涌现的乡土作家，莫言小说成就了电影，成就了张艺谋，反过来电影又成就着莫言，将他推向了更高远的舞台。如今还是同样的小说，却被戴上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光环，以此为蓝本的改编，也就似乎是在这道光环下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