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作家，著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张中行传》等。

　　鲁迅那一代的作家，包括建国后一段时期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有一种敬畏感，他们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要经过仔细地斟酌。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看来，我们现代的很多作家，已经失去了对文字的敬畏感，他们的文字可谓随便堆砌，毫无讲究。

　　民国时代，很多作家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评论逐渐专业化，但却也同时变得暧昧，变得不再有趣。

　　作家间不太相互批评

　　一直以来，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都在感叹今天的文学评论正在没落。然而在孙郁看来，文学评论其实正在专业化和多样化，只是不再犀利，文字也不再有趣。

　　孙郁说：“文学评论大学有三个类型，作家的评论，评论家的评论，民间的评论，在网络时代，民间评论多来自于网上。”

　　三种评论孰优孰劣呢？对此，孙郁说：“作家的评论现在不多，可能是作家们已经不太喜欢互相批评了。学院派的评论更加专业，但是总体却很八股，只是专业辞藻堆砌，能吸引人的不八股的评论太少了。反而是民间的评论，很有一些不错的，我偶尔上网看，能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评论。当然，这可能和他们没有固定思维的约束有关。”

　　尽管偶有精彩的评论，但在孙郁看来，今天的文学评论总体变得越来越暧昧，不再勇敢直言，也不再犀利；而少数勇敢的，往往也出自于民间评论家之中。

　　现在写评论的很少

　　在孙郁看来，其实作家的文学评论最好看，他说：“我还是喜欢看作家写的评论，因为他们对文字的感觉非常到位，但是现在写评论的作家太少了。”

　　传统时代，少有专业的评论家，作家往往身兼评论家的责任，孙郁说：“鲁迅、郁达夫、茅盾等等作家，他们也是非常好的评论家，他们对于文学的批评，至今看来，仍旧非常精彩。也是他们留给后人重要的文学财富之一。”

　　那为什么当年的作家会留下众多的文学批评的作品？孙郁认为，“这和身份有关，过去的作家，很多本身就是学者，他们不仅仅写作，同时也做研究，因此能够写出很好的批评文章。但是现在的分工已经很细，作家和学者之间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野，横跨两个行业的人已经不多，这也可能是作家不再写评论的原因吧。”

　　对文字不再有敬畏

　　在孙郁看来，不管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对文字抱有敬畏。他说：“以前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是有敬畏感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精益求精，往往字斟句酌，一个句子，一个词可能要斟酌好久。不仅仅是鲁迅那个时候，更后一点的作家也是如此，比如孙犁他们，对于文字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既是传统文化的遗风，也有他们本身对文字的严谨。但是现在的很多作家都没有这种态度了，不再讲究词汇的精确和优美，随便堆砌，文字是很神圣的，没有敬畏感，没有严谨的态度，如何能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

　　不仅仅是作家，批评家也是如此。孙郁说：“在今天，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批评，出版发表的数量早就远远超过了当年，分工也更细，有专业的作家，专业的批评家。当年哪里有这么多，这么专业。但是相比较，还是当年的作品更吸引人，因为那些作品是真正有温度的，而今天的作品，有温度的少，更多的只是一堆辞藻的堆砌”。

　　批评家莫成引导者

　　很多文学批评往往会指引读者如何读一部作品，然而在孙郁看来，这并非文学批评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他说“批评家想指引读者，本身就是错误的”。

　　孙郁说：“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一种感知和鉴赏，批评家首先是读者，是发现者和思想者，他们通过文学作品去思考现实，又用现实来反照文学。他不是判官，不能对作品下定义，也不能影响别人的阅读。因为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批评家并不比作家和读者知道得更多，也并不比他们更伟大，试图去指引别人阅读，首先不合理，其次也是不现实的。”

　　在孙郁看来，批判精神必须得有，他说：“批判精神是现代思想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有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把自己打扮成真理，高高在上，去指导别人。只有平等的批评，才会真正对文学、对思想、对社会起到帮助作用。”

　　民间批评

　　更加重要

　　然而很久以来，面对蜂拥而来的出版物，面对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作品面前无所适从的局面，一直有学者呼吁建立文学批评制度，让读者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坐标。

　　对此，孙郁认为，现在的出版物这么多，其中有没有好书，一定是有的，这些好书也确实可能淹没一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留驻在历史的长河了。他说：“好书是时间检索出来的，历史上的经典无不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好的作品一定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

　　用评论方式检索作品，有时候往往会成为炒作的帮手，孙郁说：“现在有很多出版物，本身非常垃圾，但是通过炒作成了畅销书，那些写评论帮助炒作的，其实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评论机制，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功利性的，自觉地形成的。我想，在未来，应该会慢慢形成一个民间的批评机制。”

　　晨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