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侧重于对事物的描绘。在中国古代诗歌里，诗人们善于描写某种景物。比如，王维的《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这些景物实实在在，具体可感，是形而下的:人，桂花，夜，春山，月，鸟。

　　在这首诗中，没有任何思辩色彩，没有理，没有形而上。它符合美国诗人威廉斯要事物不要思想的观点。同样的观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有表述：他说，唐朝的诗歌重丰声情韵，而宋代的诗歌重视说理，这损害了诗歌。这样的观点在持续。我碰到一个散文作家，他说，我写的东西是形而下的。既是谦虚，也是得意。而另一个诗人要我写形而下的东西。

　　在我们当代的小说中，散文中，都注重对事物的描写。散文侧重写事和物。写回忆。好像中国人都没有思想。写小说的注重描写人，事，物。注重故事情节，环境，人物的塑造。这继承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特点。用一本叫《大道行》的书里的话说，停留在人事物的层次，还没有上升到天地人的层次，更不用说宇宙，时间，空间的层次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停留在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阶段。而我们更看重反应现实。我们不注重表现主观世界，更疏于探求表现手法。著名诗人李亚伟写过一首叫《中文系》的诗，有这样几句大意是，一个讲师在厕所里大喊：同学们，快撤，厕所里有现代派。我们曾经把现代主义叫西方资产阶级的没落文学。

　　另外，我们注意了事物的完整性。在我们眼里，事物是完整的。比如中国绘画就注意表现这一点。而西方有抽象画派。事物是破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画里，钟表是软的。这是对事物的变形。

　　朦胧诗的成功，归功于对西方诗歌表现手法的学习。注重写潜意识，写联想，直觉的表现事物，注重非理性的东西。我们应该感谢一批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对中国诗歌的贡献，让诗歌表现手法多元化。

　　在小说领域，我见到过一些先锋小说，它们收录在《夜晚的语言》里。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有独特的思想，也进行了手法的探索，比如，西飏的《季节之旅》，女主人公既是书中的人物，又是现实中的人物，作者混淆了二者的差别。但他们没有形成气候，还停留在小圈子里。现在的主流是商业小说，销量决定一切，好不好卖成为判断一部小说的唯一标准。一些曾经写先锋小说的作家向传统小说投诚，比如余华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贾平凹，我不知道他写过先锋小说没有。他认为，小说，就是好好说话。在我国，纯艺术，艺术至上，被认为是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我们的作家缺少这方面的意识。

　　在外国文学中，作家们不光注重写人事物，还注重表达对世界的独特思考，赋予作品以思辨色彩。比如萨特，他的文学就是对哲学的诠释在《理智之年》中，主人公马跌对自由的探索令人敬佩，萨特认为，存在的荒谬的，但人可以自由选择，主人公马跌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而博尔赫斯，喜欢表现时间，梦幻，死亡，宇宙，形而上学的主题。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形而下。因为，人有思想，客观世界之外，还有主观世界。表现主义认为，只有主观世界是真实的，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另一方面，外国文学注重对表现方法的探索，比如，新小说，克劳德.西蒙把电影的手法引入小说里。而福克纳则探索真实的实质，几个人讲述一件事，他的《喧哗与骚动》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中国文学中也有比较好的，比如《红楼梦》一块女娲补天遗留的石头，被一个道士带入尘世，历经尘世，红楼一梦。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虚”的部分，这里有作者的思想，它对作者的叙事有提升的作用，这就是形而上。形而下是身体，形而上就是头脑，形而上赋予形而下以意义，中心，目的。使形而下有了灵魂。如果本书没有这一部分，它的思想深度就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