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大作家蒋子龙和网络较上劲儿。先是被纳入“30省作协主席网络PK”，紧接着又退出大赛。为这事儿，蒋子龙曾有些恼火：“文学怎么打擂？”但是现在，他愿意心平气和地谈谈网络文学，谈谈他的新作《农民帝国》。 因为这本书是他多年心愿的一次了结。

　　说实话，50万字的《农民帝国》摆在面前时，我有些发怵。

　　但因为要采访而不得不读时，却发现这厚重对于阅读完全不是障碍。

　　有些人，朝夕相处也许仍觉陌生，而有些人，不曾谋面就能生出许多亲近。蒋子龙带给我的亲切感，先是通过他诸多作品的魅力，然后就是这次访问。这位曾担任过车间主任、厂长的作家，被大家最为熟知的是工业题材，《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人气》、《空洞》等等——当然他不太认同这一说法，只有中国作家的写作才被这么分类。但是约定俗成，当他的新书《农民帝国》出来后，还是被冠以“题材上的突破”，被认为是首次将笔触伸向农民。

　　其实这不算他第一次写农村题材。此前有《燕赵悲歌》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怎么看？前段30个作协主席参加网络文学大赛，您为何退出？

　　蒋子龙：这个事已经了结，我就不多谈了。现在网络谁也不敢小瞧了，我们都在网上，天天不上网，两眼一抹黑。但是网络最早的生气和锐气没了，现在有点太急功近利，急于制造轰动效应。网络文学将来要想发展，必须提高文学的品质，而不是靠网络，网络只是工具。陈村说过一句话，网络文学最早那批人，都是赶紧找出版社正式出书，印到纸上他才认为是正宗的。网络文学的干将、主流都靠纸媒。所以要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高人对网络文学输送血液，或者让网络文学通过文学本身强大起来。现在是网络成气候了，文学的发展很难说强大到什么地步，它跟网络的发展不成比例。

　　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蒋子龙：现在网络有点自我膨胀，包括比尔·盖茨，几年前他就说纸媒三年内消失，纸书十年内消失，现在三年过去了，《人民日报》仍然很强大。《农民帝国》将来也许会没了，蒋子龙也没了，但《资本论》不会消失。我读过比尔·盖茨的两本书，都很精彩，但是如果觉得网络包打天下，就有些过了。网络不管怎么发展，文学都会存在下去，强大下去。

　　读书报：在您创作过的作品中，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工业题材——虽然您不太认同这个题材的说法，但在读者看来，《农民帝国》应该是在题材上的一大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要写这样一本书？

　　蒋子龙：我是沧州人，童年是在农村过的。人的情感是很奇妙的。我1955年考到天津读中学，后来当兵，大部分是在大城市，有一段时间在海上——我是海军。实话实说，在城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我到现在做梦，做城市的梦很少，做了也记不住。如果出现很好的梦境，一定是我的老家，可也不是我原来的老家，这个老家非常甜美。我对农村的情感很深，我认为，是农村在我的童年养育了我的性情，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

　　读书报：您说自己走过很多村子，广东的、河南的、山东的，还有天津周边的农村都去过，您是以怎样的身份去的？是调查呢，还是隐姓埋名和农民一起生活？

　　蒋子龙：不是调查，如果是调查，没有人敢说真话。现在很多老百姓很会说套话。我到农村去，都是走单帮式的，最长的是几个月。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来了个老头，像个疯子，或者来个亲戚，他要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拿过作协的介绍信，那样不行，那样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话。别说作家，就是检察官办案，取证都很困难。我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变成一个农村人，就跟童年勾起来了。生活在城市里，我的语言结构、氛围、形态都还是城市的。可我一回到村子，几天之后，我说话的腔调，和农村打交道的腔调，一切都随意了。

　　读书报：和农村有着这么深厚的感情，您又一直关注现实，为什么还写了这么久呢？

　　蒋子龙：有时是写不下去，大部分时间是扔着，真正写是去年和今年。我想，写长篇是要有缘分的。我觉得这部书跟我有缘。构思还可以，但是一到动的时候很困难。

　　读书报：什么原因？

　　蒋小龙：境界达不到。我投入创作一段时间，最长的时候写两个月，突然卡住了，就跟跳高运动员一样，他觉得能跳过去2.5米，到跳的时候怎么也跳不过2米。我觉得不行，不应该糟蹋这个材料，自己不配写这个东西，就放弃了。然后又想起来，觉得自己身体状态不错，肯定能跳过去，就开始写，有的时候，最短写半个月就写不下去了。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很多哲学的书，包括西方的哲学，各种流派。我是想拿到一个工具，能看透生活。

　　今年过春节，我跟老家的哥哥团聚完，突然意识到不必参透农民，不必参透农村，也不必参透这30年的得失，我写的是小说，写人物，写故事。后来我突然悟到，我又不是做学问，又不是研究哲学的，何必看透生活？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写得就特别顺。

　　读书报：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乏农村题材的经典之作。和这些作家相比，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没有压力？或者有什么优势？

　　蒋子龙：我对农村的感觉，农村给我的启示，跟以前那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当今的文学有一个普遍的弱点，思想苍白，贫弱，大部分靠聪明、靠好的点子，几个月一部长篇，不像我写《农民帝国》，舍不掉，又写不好，老吊着。我的优势是由于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关注跟农民有关的文件，包括这30年来许多国内外的理论观点，像新加坡学者的《地缘政治》，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还反复读历史，我想搞清帝国的含义，中国历史上几次农民闹事，我都重新看，想找出郭存先性格设计的依据性。我还了读《怎么治理盐碱地》、《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都是科学院的专家写的调查报告，读这些书是让自己的小说寻找不重复。因此，我能有点自信的，是有一点思想，关注现实，我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还是有点儿信心的。就这样写起来了。

　　这部书实际上耗去了11年，还是思想阻挡了我。一个作家很奇怪，写了大半生小说，仍然会“鬼打墙”，仍然会耽误自己。我得益于在思想上比较执拗，吃亏也吃亏在太注重思想。

　　读书报：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那么，在创作中，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设定郭存先这个人物的？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蒋子龙：毛泽东说，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近30年来，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凝聚了我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思考和认识。我写郭存先这个人物，私访过几十个村子，看了许多农民企业家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性格类型，我研究过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农民帝国》的完成，不管影响如何，好坏如何，但对我来说，大半的心愿已了，对农村的情怀、情结也有了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