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张悦然对于鲤鱼这种动物有着隐秘的热爱。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叫《水仙已乘鲤鱼去》，现在，她主编的系列主题书又叫《鲤》。我试图猜想，“鲤鱼”这个符号在张悦然心中所拥有的神秘意味———它并非留存在传统中那种庸俗的吉祥如意，而是返回到现代人所能想像的鲤鱼的外在形象，华丽，饱满，光滑。这样的特质带有明显的女性意味:华丽代表着虚荣和梦想；饱满代表着压抑得更深、因此也更具爆发力的欲望和野心，甚至有着某种奇特、神秘而又膨胀的性的含义；而光滑，则既代表着对于完美的渴望，又代表着某种不可遏止的自恋。

　　在这本精致、光洁的图书中，在妖娆、幽暗而暗藏疯狂的文字中，张悦然如同黑色花朵般燃烧的野心，就是那种试图穷尽一代人内心深处所有隐秘、试图为一代人代言的野心，在生长。当70年代出生的卫慧那么恣肆地炫耀自己的青春，书写自己新鲜而兴奋的欲望时，你应该承认，她在无意中完成了某种代言———在她的身后，欲望成了新一代写作者的基本母题。但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一个难以被代言的群体，他们自我分裂、自我保护的意识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强烈，可是，当读完《鲤:孤独》，我还是觉得，这代人同样有可能被描述，被代言，正如每代人都会遭遇孤独。

　　孤独是人类共有的主题。在中国，5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有一种被时代碾压所带来的辽阔的孤独；60年代人身上，遭遇的则是理想与现实相撞后的孤独；70年代人更多的是短暂迷狂后留下的大片空白———这是更清晰的孤独；而80年代人呢，我在《鲤:孤独》中嗅到的是一股带有甜腻味道的孤独，是一种必须孤独否则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的那种孤独，这种孤独甚至是一种欲望，一种强迫症，一种爱与忧伤。

　　在《鲤:孤独》中，张悦然的小说《好事近》，几乎将这种孤独渲染到了极致。那种如同一个女人沉溺于铺张着水草花纹的浴缸中的那种气氛之下，少女之间因为对自己的爱怜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爱恋、依赖与占有的欲望，是孤独，也是绝望———是对自我的爱过于强烈而带来的那种绝望。周嘉宁的小说《湿漉漉》，更是将这种孤独中所带有的过于强烈的自我认同，演变成一个人根本无法接受真正的自我，从而将那种对于“自我”的憎恨描述得惊心动魄，对于一切肮脏事物的痛恨，对于性的恐惧、憎恶与渴望，通过一个封闭的老处女，那种张皇而无助的孤独如在眼前。周嘉宁把小说中的主角逼到了一个死角，在如此恶狠狠的环境之中，以一种憎恶的方式来确认自我，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将心中最深处的爱与憎恨、孤独与自怜释放出来。

　　———性与孤独，成了《鲤:孤独》中纠缠不清、难以分辨的主题。似乎只有借助于性，隐秘的、欲望高涨而又无助地纠结着的肉体，才能精准地诠释孤独的主题。不同的是，《鲤:孤独》中另外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日本当红女作家青山七惠的小说《一个人去巴黎》，表达的是一种极端干燥的孤独，一种工业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后的如同机器般的人生的干枯；而在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周洁茹的小说《四个》中，虽然笔法很接近80年代女作家的那种华丽与幽暗，但在骨子里，她的孤独是平静的，是自己可以观望甚至欣赏的，是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因此，青山七惠和周洁茹的加入，只是《鲤:孤独》的调味品，她们并不能改变《鲤:孤独》一书那种强烈的为80年代人的心灵立传的欲望与冲动。这种欲望甚至在书中的每一页都欲喷薄而出，至少，在张悦然和周嘉宁这两位8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孤独感，带着强烈而浓郁的80年代人的印记。

　　这就是一种代言的野心吧？我不知道张悦然能走多远，最后是否能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她会不会在心力交瘁中难以为继？有可能。在这个精神日益分崩离析的时代，每个人都躲藏在一个孤独的茧中，每个人都如同一尊破败的神，相互隔绝，无法交流———人与社会隔绝，人与他人隔绝，最终，人与自我隔绝，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它正感染着每个热爱这个时代或憎恨这个时代的人。因此，要书写、穷尽一代人的躁动、隐疾和那种难以言喻的复杂，谈何容易。但我看重张悦然的努力，她已经不满足于塑造一个“经验的我”，也不愿再简单地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她想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一群人作出某种概括———也就是说，当这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心思散乱、以“愤”立世时，张悦然想有所担当，有所肯定，以期在一片乱象中，发现问题，看清病症，并寻找到在精神上重新翻转上去的可能。

　　作为连接张悦然与同代人之间的精神通孔，《鲤》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但随着它的不间断出版，随着一个个主题的探讨、深入、解答，小处或许也能开出一个大世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