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一场名为“文学的笑脸——从劳马小说谈起”的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场研讨会集合了阎连科、劳马、李洱
　　
　　李洱听众：63193人
　　
　　+收听已收听最新消息2011年11月9日09:56你被出租车拒载过么？来晒晒那些五花八门的原因吧～更多、梁鸿、蒋方舟、雷达、白烨、陈黎明等老中青作家、评论家以及出版人。大家从劳马的最新短片小说集《潜台词》说起，共同探讨中国文学当中幽默讽刺这一元素的创作表现问题。
　　
　　《潜台词》由北京精典博维策划出版，汇集了劳马多年来精心创作的一系列优秀短篇。内容包含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官场、高校、农村、市井等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况。角色各式各样，上至高官教授，下至平民百姓，无论三教九流，无论高雅低俗，尽入作者法眼，并以犀利、凝练的笔触，勾勒了一幕幕生活幽默剧，让人在笑中深思。劳马擅于以夸张变形、荒诞不经的方式，凸显事物的本质或人物的特征，他的短篇小说，是以喜剧的形式来抒写严肃的社会生活，从司空见惯的笑料中发掘人生社会的哲学深意，既有契诃夫式的“含泪的微笑”，也有鲁迅的辛辣、尖刻。
　　
　　参会的代表对劳马这一新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对于中国文学曾经有过的幽默发笑的创作传统在时代变化当中的变奏、丢失进行了探讨。同时认为劳马为代表的当代短篇小说创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写作探索中，重新寻找到了一种属于当代笔记体幽默小说的创作风格。阎连科认为该书幽默、讽刺、捧腹和“荒诞的日常”与“故事杂文”或“随杂人物”的“幽锐体”小说，为中国文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超越并丰富了当代小说创作的规范和既有，几乎是独创出了一种短小说的“幽锐体”，为中国当代的写作，可能或正在贡献着一种新文体的孕生。
　　
　　文学的笑脸——从劳马小说谈起
　　
　　时间：2011年11月12日下午两点
　　
　　阎连科：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由我来主持，这个日子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个非常特殊的会议，今天这个会议劳马是主角，这个活动和其他的作家活动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今天非常明确，就是文学的笑脸——从劳马的小说谈起，其实也可以不从劳马的小说谈起，我们可以谈国外文学和中国文学，不谈劳马都无所谓，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谈。
　　
　　李洱：我印象中用笑脸，用“笑”这个词作为研讨会的标题，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会议上还是第一次。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提到张天翼，提到钱钟书，都知道笑的文学是非常隐蔽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说在西方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这个传统实际上是一直被压抑的，是一个被压抑的传统。劳马是自觉的把笑作为一种价值来谈的，作为一种价值观，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嬉皮笑脸，一个人写笑的，写得比较轻，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自从卡尔维诺提到轻是一种艺术，轻是价值，而不是缺陷之后，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好，喜欢从轻和重的关系上，确立轻的价值。劳马用一种微笑的目光体味、勘探、探究这样一种生活中出现的比较荒诞的现象，把轻作为一种价值而非缺陷，把笑作为一种价值，而不是缺陷，把笑作为一种对待世界态度的承诺，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刚刚提到从大的说，从传统上说，张天翼的传统，或钱钟书的传统，从价值上说轻跟重作为一种价值他们之间的对立，轻与重之间的互相转化，我觉得在劳马的小说里边，不仅是《潜台词》，包括以前的小说，也是一种处理，一种结构，这是第一点。
　　
　　第二，有时候我会想，再过十年，如果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觉得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笑的，非常可笑的时代，当我们选电影明星的时候，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们会觉得中国当代只有一个明星，就是葛优，我们想一下跟葛优相配的所有明星在十年之后全部烟消云散。
　　
　　在小说界，应该说我本人多年来也艰苦进行着笑的艺术的探究，但是我感到跟劳马老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就是我的探索，我的笑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两个笑是不一样的，带泪的笑比较适合我，带泪的笑不大适合劳马老师。他去化解世界的惰性，化解世界的凝结，化解世界的沉重，这个时候眼里是不应该有泪的。所以我跟马老师的探索不一样，马老师的探索比我走的更远，也可以说更激进，也可以说他更加确立了笑作为一种价值它的意义，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蒋方舟：我一直在等第二只靴子掉下来，很多年没有参加过文学研讨会，所以特别紧张，稍微准备了一下，所以待会儿可能会有中学生演讲的范儿，希望大家原谅。昨天晚上在看劳马老师《潜台词》的文章，其中最喜欢两篇，一个是真的觉得很悲伤的一篇，一个是很好笑的一篇，很悲伤的是《一封遗书》，他觉得他到硕士学位的时候还没有跳楼，是因为她觉得硕士已经太多了，他要等到博士时候再跳楼，要在他的骨灰盒或墓碑上写上博士二字。
　　
　　我为什么会看这篇很悲伤，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例子，就是我身边的例子，我在清华的师兄，他是水利系第一名，后来去美国读了研究生，又读了博士，后来在浙江大学当讲师，当讲师第一年还是第二年他自杀了，留给世界一封遗书。所以当我看到一篇遗书，会很难过，是因为我不断想到我这个师兄，看似讽刺荒诞的例子，其实在现实中有它的对照，这是整本书看的最重的文章。
　　
　　最轻的文章是叫一碗面条，这篇文章我看的特别开心，这个小说讲几个教授去英国旅游，然后当时主办方没有安排他们的伙食，让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晚饭。十镑，他们有的自己攒起来，有的教授出去吃面条，所以这十镑就把教授分成两派，不吃面条的忽然产生了仇富心理，他们觉得愿意花五镑打车去城里吃面条的是有钱人。所以你看到很可笑，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我看到这两篇文章的时候，其实这种文字的笑脸应该是对这个时代的对抗或者是反抗。
　　
　　我想到我昨天一个例子，我昨天去中国传媒大学主持一个民谣演唱会，传媒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无论主持人说什么，下面都起哄。所以昨天无论我说什么，底下的同学就开始发出起哄的声音，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到后来我才理解，这种也是一种嘲笑或者反抗，他们对任何在主席台上的，对任何看起来神圣庄严的，对任何大而不当的东西，他们都会采取这种姿态，不可以说是小人物的，我觉得是讽刺式的目光，这种目光可能跟劳马老师和文学笑脸的目光都差不多。
　　
　　最后我想说，为什么说文学的笑脸是一种传统，之前看林语堂老师提到中国人没有宗教，怀疑主义就是宗教。看到这儿我想到之前看一个东欧作家，他形容苏维埃人，他们的怀疑主义是带着面具的宗教，他们的玩世不恭是带着面具的良知，如果把劳马老师的小说形容成玩世不恭，那也可能是带着面具的良知，我大概就讲这些。
　　
　　贺绍俊：劳马的小说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个主题是很准确的，“文学的笑脸”。我觉得劳马的小说是一种哲学小说，是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哲学小说，但是哲学小说实际上一直就是在中国非常不流行的，我觉得他的整个小说哲学意味是很足的。我觉得不能忽略他小说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哲学，用一个更宽泛的字更好，就是思想，还有一个就是笑。我觉得我们当代社会还是很成问题的社会，在这点上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思想和生命是相脱离的，思想它是一种没有生命的思想，在中国只有那种没有生命的思想才能存在，所以我读劳马中间有一篇小说我就感触非常深，就是《背课》。《背课》我觉得是把中国的特点表现出来了，那个小说是说一个老师很会讲课，他怎么讲呢？他是背，背的太流畅了，把一大串很好的词很好的塞进背诵的里面，这是很好的揭示，这些思想都是没有生命的思想。
　　
　　劳马写这种短小说，他始终在追求笑，他对于笑来说是有他深刻的体会，深刻的理解的，笑对他来说就是面对权威，面对专制，面对次序的武器，他针对的是权威，针对的是专制，针对的是次序。所以我是这么去理解他的这样一种短小说的。他是告诉我们哲学就是这样发笑的，但哲学一发笑，我们就有了力量，我们作为弱势群体就会有的力量，我们面对专制就有了力量。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说故事虽然都是很短小的篇幅，但是他是一种弯弯绕的说故事的方式，我觉得他弯弯绕的说故事的方式，就使他要表的东西变的不沉重，就落在他的原则上，要让思想发笑。比如《陪读》这篇小说，你说是写家长溺爱的问题吗？也不是，还不完全是，它涉及到家长溺爱的问题，但是他一绕，又绕到家长的特权问题上去了，他通过弯弯绕的东西，他让你对很多方面都有所触动，那么对你的启发我觉得是一种多方面的启发，不是想让你进入到沉重的思想状态中间。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小说从思维的方式来看，你可以看他突出表现在发散性思维是很突出的，就像我说的弯弯绕一样，他是通过扩散或者辐射的思考，求得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他的发散性思维，对他来说他运用自如，所以尽管他是这么弯弯绕的讲故事，但是他是充满了流畅性，你看出来心智活动的畅通，所以我觉得今天再次来谈劳马的小说，如果我很看中他哲学意味的话，我有了更深的理解，怎么把哲学思想和笑怎么结合起来，我就先谈这些。
　　
　　陈众议：我援引连科很经典的话，劳马骨子里边就有幽默感。钱钟书的幽默是学来的，劳马他是笑出来的，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他文章里看到的都是很小生活的细节，我读得比较仔细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哎嗨呦》，带着笑逃亡，也是带着笑的悲情，让自己发出笑声，这是很难做到的。
　　
　　怎么样界定幽默，或者界定戏剧和悲剧，这确实是现代文学的大问题，我们通过劳马这样的个案可以解释，用巴金的话说，现代文学就是怎么弘扬小说精神，文艺复兴以来，现代作家赖以抵抗古典的、崇高的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方法，这几百年，西方基本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有时候会倾向于悲剧，崇高的庄严，有时候会倾向于幽默，当然我说的幽默是经过升华的，不是芙蓉姐姐式和赵本山式的，不断的在这两个维度之间，跟我们原来毛主席说的，浪漫主义加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这种维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相似，应该说是现在西方学术界需要重新思考，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升华，不断的反省的。这个话题当然不是很容易说清楚，
　　
　　实际上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是对笑的渴望，我记得我们的老祖宗冯梦龙先生写了那么多悲剧式的小说，但是他骨子里边还是保留着这样一份追求，所以他会去收集笑话，虽然不断受到道德的批判，但是他还是不断花时间去收集。文人雅士类似《一碗面条》多少带着一点酸楚，带着悲情的笑话，我就说到这儿，谢谢。
　　
　　白烨：读劳马总是一种很快意的体验，有很多事情可以让你联想，反思。读了这个作品之后，我梳理了一下，劳马的写作，或者由这本小说表现出来的特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么几点，第一个是他把荒诞性做了一种日常化的处理，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使得这个事情具有一种普范性和严重性，它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它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思。
　　
　　第二个印象，他对官场生态，官场文化观察细切和深刻，这个我特别感兴趣或者说特别要和他探讨，因为他也是官场中人，我觉得官场中人写官场当然有优势，他会比别人了解更多的内情，但是也有短处，短处他可能手会软，但是劳马是心明眼亮，绝不柔软，而且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一种自嘲的精神，同时也能看到一种清醒，这里有很多，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写一个班干部，他退休了，但是他曾经当过班干部，他就要找人证明一下，其实他当过没当过，他也不在官场没什么用，但是他心理作怪，必须要找一个人证明他当过班干部。不在官场和不是官场的人，这个意识也深深影响了他一生。官场这块儿写的非常微妙，我边看边想，劳马是不是有时候在官场开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琢磨别人的发言，别人的心理，给他写作提供材料。能把这块儿写好的人，他有非常好的素质，对于他来讲素质就是蔫坏。比如在座的阎连科啦，李洱都是很典型的蔫坏，我过去觉得蔫坏是一个好作家的素质，现在看来蔫坏也是一个好官员的素质。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他的作品你看着他写的是人事，人际或者说是生活现象，其实他写的都是瞄准的人内心的冲突和精神的交流，以及精神上的问题，或者比较偏执的，他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当下社会或者当代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所以他不是一般的讲笑话。我觉得劳马的写作在今天看来特别有意义。类似这样的写作，在当代作家里真是找不到。
　　
　　昨天有篇文章讲短篇小说有点从发行和销售趋势上讲有点回升，它举了些例子，这些例子不具有代表性，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名家销量特别好，可以销到一万册左右，外国的短篇销到一万册，中国的短篇写好了销到一万册也没有问题，我希望劳马能够把风格坚持下来以外，同时我希望真是能改变小说写作，包括发行，能起到非常好的引领，或者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看中他现在的作品，非常看好他今后的发展，完了。
　　
　　雷达：我谈点看法，我觉得劳马的小说好读，拿起来放不下，非要看到最后才罢休。我觉得他的小说跟一般小说的路子完全不同，他的语言非常直白，但是非常简洁明快，他是用近乎理性的、抽象的、跳跃式的句子陈述，劳马的小说不太一样的，我想到几个方面，劳马的特点。
　　
　　一个我觉得他有简化的讲述风格，劳马的语言带有条约性、夸张性，动词前面往往也不加修饰，而且章节总是很短，吸取了某些现代夸张手法，努力凸显事物的内在本质，起到了奇特的效应。
　　
　　上次看《劳马小说集》，那个不比《潜台词》差，对阿Q精神在现代有所表明。我看《国家规定》，你说他写什么？在寻找优胜，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搬出了《国家规定》寻找优势，你官再大我还是你叔，说狠话，弱者的可笑，说狠话变成了弱者的通行证，中国很多人并不具有力量征服很多东西，但是经常拿狠话吓唬人，恐吓别人。
　　
　　他的写法是不拘一格的自由写法，劳马很少遵循文学界的写法。千万不要把劳马驯化，驯化了劳马就没了，所以劳马的特点在这儿。
　　
　　另外劳马的特点，他不是特别关注人的物质生存方式，而是关心精神存在，所以他反讽，讽刺、幽默，嘲笑啊，调侃啊等等方式。另外我觉得《非常采访》太长了，还是短一点好。
　　
　　另外就是劳马本身应该是个知识分子，又是高校的教授，而且是学校领导，但是他本身也没显出比别人高多少的东西，很少看到指点迷津的东西，我要启发你，他往往是其中的一份子，甚至都是主人公的同乡、同学、同事，所以他的关怀是包括在喜剧生活里的，而且他擅长逆向思维，逆向观察。这个我想讲一下，荒诞确实是它的特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的偏重于荒诞，有的偏重于幽默，有的偏重于讽刺，还有的偏向于嘲笑，不是一种，情况不一样。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