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一次这样说过：“小说是‘大大的谎言’。不要忘记这一点。写小说时，我必须高明地说谎。‘用虚假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这就是我的工作。”但《地下》和刚刚出版中译本的《在约定的场所》不同。作为纪实文学作品，这两本明显是用真实的砖块“砌就真实的墙壁”，非常值得一看。
　　
　　所谓真实的砖块，就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这个偏执性新兴宗教团体派人分五路钻进三条地铁线的五节车厢，在清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扎破装有液化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随即挥发，十二人因此丧生，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不少留下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村上春树认为这一事件和此前不久发生的7.2级神户大地震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
　　
　　于是，一九九五年六月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村上，不再搬弄那些“虚假的砖块”，不再醉心于“匿名性”个人生活，不再歪在檐廊里听着爵士乐逗猫玩，而是开动双腿勘察噩梦现场的每一个角落。翌年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作为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作为《地下》续篇出版了《在约定的场所》。
　　
　　“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留在这里绝对死掉”、“曾给麻原要求过性关系”——仅看标题就不难想像奥姆真理教是何等不堪、何等骇人听闻的“真实的砖块”。
　　
　　那么“真实的墙壁”又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对“恶”的审视、追索与判断。作为特点，村上没有仅仅把恶锁定在奥姆本身，而且从体制和人性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发掘，提出了“与‘恶’共生”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在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层面，恶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没有恶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刻意打造“纯粹”的空间，弄不好，就有可能错误地鼓吹“纯粹”的偏执性宗教团体甚至为排除“恶”之现世而像奥姆那样不惜诉诸暴力。而若以强大的政治组织以善的名义追求“纯粹”而来个除恶务尽，甚至有可能导致纳粹奥斯威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运动的发生，何况已经实际发生过。即使在这个意义上，也必须一定程度上“与‘恶”共生”。自不待言，这同对刑事犯罪之恶的姑息养奸不属同一次元，更不意味放弃对各种恶之邪教团体的追究。在根本意义上，毋宁说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