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成仁的长篇小说《红顶子》有着很强的文学性，把松江县的数十个政界人物真实地再现出来，既有灵魂深处的透视，也有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感人事迹催人泪下。全篇小说语言干净利索，不絮叨、不做作、不媚俗，显得节奏平稳，张弛有度，透露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风土人情。作家成仁在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人文历史知识，史料典故信手拈来、引人入胜，且情节和人物关系设计巧妙，出人意料。可以说，《红顶子》是一部以写实笔触弘扬政界主旋律的长篇佳作。

平心而论，《红顶子》不是当前荧屏上、书市中红极一时的反腐倡廉题材的官场小说，而是以写实手法记录政界的写实小说，也可以说是问题小说。作者本着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以江阳市松江县为背景，从执政者和老百姓二者利益关系这个层面上，揭示了“政治利益”和百姓利益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探讨了执政者是为任命他的上级执政还是为民执政的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了社会的安定祥和取决于“红顶子”和“布衣”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理念，即：“红顶子”和“布衣”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又和谐的统一体。社会动荡了，准是“红顶子”和“布衣”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社会祥和了，准是“红顶子”和“布衣”之间和谐统一了。努力构建“红顶子”和“布衣”之间的和谐社会，“布衣”要努力，“红顶子”更要努力。小说还诠释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实反映了“红顶子”在“政治利益”怪圈里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用全景式视角展现了“红顶子”这个特殊群体的是非情长、喜怒哀乐，用饱蘸感情的笔触表达了老百姓对党和政府乃至执政者的殷切期望。

小说开篇从江阳市委书记邢国梁送松江县委书记梁文中走马上任，途中遇到松江乡上访专业户李春林集合老百姓拦路告状入手，进一步交代了松江县的社会背景：十多年来连续换了三任县委书记，换一个领导出台一些新政策、上几个新项目，使得政策不能连贯，建设项目得不到有效延续，形成一些“大尾巴”战略、“半拉子”工程，使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作者紧紧围绕新任县委书记梁文中如何处理好前任县委书记在松江县搞的长毛兔致富工程、国际商城招商工程和城镇基础建设——休闲广场工程，这三个大尾巴和一个烂摊子展开情节，真实塑造了梁文中、邢国梁、李翊明、关久长、邱东亚等数十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可贵之处就在于，能突现这些人物人性中的优缺点、切中时代的脉搏，用小人物的视角来看大世界。

官场的黑暗就像一张挣不脱的网，而作家成仁笔下的政界却是温和的，实际上也是这样，领导干部之间多是政见不同、位置之争、权力之争，而不是敌我矛盾。当前某些官场小说，把政界写成了肉搏的战场，其实没有那么黑暗。作者在这一点儿上处理的很冷静，没有跟风而上。较之当前某些歪曲的戏说和某些刻意的做作，小说昭示着现实社会的真实性。官场中也有清廉的有抱负、有理想的官，希望造福百姓、造福一方的官儿，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能力也太有限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虽然内心抵触，却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其实，执政者绝大多数是心系百姓的，就是那些腐败者在变质前也或多或少的关心过百姓。从人性方面讲，小说首先把领导干部看成了普通人，他们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也做好事，也做坏事，也有好心做成坏事的时候。其次，领导干部又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们在权力的位置上，老百姓因一个好官得福，也会因一个坏官遭殃，还会因一个好官的失误蒙受损失。《红顶子》中的人物形象不是高、大、全式的，也没有给人物以“好人、坏人”这样的定位，求得就是生活中的真实，生活中什么样，小说中写的也就是什么样。《红顶子》好就好在这里，它不温不火，不打不闹，老老实实地写“官”与“民”的关系，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来反映重大的主题思想。

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能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跳出来写小说，在现在官场文学泛滥成灾的情况下，让其中的人物真正走进读者的心中，是不容易的。

作家成仁在谈到写《红顶子》的初衷时，曾这样说过：“我不想写腐败，不想写激烈冲突。我只是想把老百姓和官写好，放在天平的两头，摆出问题，探讨社会怎样才能和谐，老百姓应该怎样生活，官应该怎样工作。在我的眼里，‘官’是个特殊群体，好也是官，坏也是官，好官命运不一定好，坏官仕途不一定差，事实就是这样。小说不对官做出批评，让事实说话。为什么做官，怎样做官，官和社会的关系，官和老百姓的关系都是小说所要探讨的问题。文中有一点儿是肯定的，这就是：天虽然是老百姓撑起来的，但气候却不是老百姓能左右的。”

写主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尽管现在“主旋律”这一概念越来越宽泛，理解也比过去更加多向化。然而，正面反映党的优秀干部生活的作品始终是属于主旋律的，其价值观和精神取向也永远都是鼓舞读者的。

（《红顶子》 成仁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年6月）

（《天籁文学报》2008年第1期，总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