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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框架和规模大，长达八十万言，跨越四百年历史，更因为它的气魄，叙事风格，以及涵括力处处都透示出大气。此书自1970年在美国出版以来，已五次修订，销行世界多国，达数十万册，欧美学界对它的评价之高，异乎寻常。比如，说它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经典之作”，“目前还没有一本近代史的著作能超过这本书的成就”，“这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等等。此书作者徐中约(1923—2005)自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一直生活在美国，且终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早年曾获哈佛大学博士，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著作宏富。但尽管如此，我在拿到这本书时仍信疑参半，因为现在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存在过度包装和过分夸张的问题。我想用我的眼光来鉴定它。一路读下来，我的感受是，它明彻，通透，底蕴深厚，有一种清晰而深刻的风格，其赏心悦目不亚于黄仁宇。至于它是否就是迄今“没有一本近代史的著作能超过这本书的成就”者，因所知有限，未敢妄下结论。但我想谈几点看法。 首先，在徐中约笔下，近代史是主动史而非被动史。也就是说，它不像许多教科书所描绘的，只是一部任人侮辱，宰割，蹂躏的血泪历史，而是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发现并突出我们许多历史人物曾经作出的积极回应和悲壮的失利。肯定这种主动性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徐中约强调说：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的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此书的客观性，广涵性，折中性，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的折中性并非贬义，而是在复杂的历史问题面前不贸然下结论，客观地引述各方意见，让读者自己去求寻可靠答案。例如，究竟是从鸦片战争还是从1600年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作者就持有非常谨慎和新颖的见解。不忽视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不回避尖锐矛盾，坚持正面的从容的剖析，让史实说话，不轻下结论，是它的又一特点。在我看来，它吸引我的还有一个长处是，作者能对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动机，展开一种机智的、暗含幽默感的、富于独到见地陈述甚至于刻画。黄仁宇擅长于此，而徐中约也以其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格擅长于此。
当然，给这部书带来巨大声誉的，也许是欧美学界对它的“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的称赞。但他也许并不可能彻底做到这一切。应该肯定的是，徐中约确实基本做到了对各色历史人物抱以宽容、同情，善意之心，尽可能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根本。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另外，这本书的译笔精良，流畅，灵动，在最大程度上扫除了中文读者的阅读障碍，也很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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