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文学承载着一个“繁荣之忧”：有作品无读者，有阅读无感动。我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时期文学”经历“向内转”之后，仿袭西方，致力于在文学技巧和自我心理两方面掘进，极端而行，乃至于文学写作偏失于魔幻炫技和自我臆想。明代戏剧家汤显祖论文学的影响力时说“不真不足行”。当下文学之所以缺少读者，缺少感动，根本原因是，作家们普遍缺少写作的诚意。所谓“写作的诚意”，核心是一个作家在深刻的人生体验中培养铸造而成的“为时代立言”的文学使命感。这种文学使命感，包含着两个基石：对人类发展的真诚理想和对历史进程的自觉责任。文学的感动力量，尤其是能够抗拒时间的淹没而不朽的伟大作品，必出于写作的诚意，必是作家对文学使命感的真诚承担。
　　
　　近来有幸读到绍武、会林两位老先生的长篇小说《红军家族前传》（后称《前传》）。这部小说80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写生活在江西清水江边曾家畈的曾强一家，在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在命运的逼迫和时代的感召下，从普通的农民家庭转变为“红军家族”的历程；下卷用复线展开，描写在红军长征时期，曾家人员分别跟随红军主力长征和留守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历程。这部长篇小说，没有炫耀叙事技巧，没有玩弄语言游戏，不煽情，不虚幻，是在自然、平实的历史叙事中，向读者展开了一幅饱含作者深厚人生体验的历史画卷。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以曾强一家为代表，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画卷上书写“人”的命运。我阅读《前传》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深深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吸引，令我不舍昼夜地要从头至尾阅读下去。
　　
　　《前传》的主人公是曾强一家，而曾强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曾强的父亲本名“旺仔”，是曾家畈首富曾家大院的老太爷在带兵征伐太平军时的马夫。旺仔忠勇护主，在战场上救过曾老太爷的命。曾老太爷的坐骑是清朝皇帝赐的大青马，刚烈迅猛，号称“追风”，而且忠勇如仆。曾老太爷回曾家畈养老，把马夫和坐骑都带回来。曾旺与大青马，一仆一马，在曾老太爷挂甲归田的清水江畔，相依为命，如同手足。然而，大青马惯于大野奔驰，不服清江水土，抑郁成疾，不久命亡，被埋葬在曾家的一块乱石荒地。不久，曾老太爷也病疾而亡，临终时感念马夫旺仔的忠诚，给他赐姓“曾”，改名“曾旺”，将葬大青马的荒地赐给他开垦、耕种。这个埋葬大青马的乱石窝，由曾旺夫妻开始艰辛开垦，至儿子曾强一家勤劳耕耘，精心筹划，逐渐被建成了一个丰衣足食、人丁兴旺（曾强夫妇俩育有8个儿子、4个女儿）的农家乐园——青马岗，其兴盛之气，甚至胜过了曾家大院。
　　
　　“青马岗”是中国传统农民的理想象征。它包含了农民对于忠诚、服从、信义、忍耐、善良和厚道等一切“平民”品质的奉守，它把恪守本分和吃苦耐劳作为“财富人旺”的兴家之本。在《前传》中，作者对青马岗的象征意义多次抒发深沉的感怀。“人们凭着强健的体力、顽强的意志、智慧的头脑，向大自然索取，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建造起青马岗小小的乐园，形成了一方和谐之域，一方奇特文明。”然而，这个“青马岗文明”却是无比脆弱的，脆弱得如同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惊醒的幻梦。正当曾强父子筹划着把“青马岗”的经营通过清水江向外面大世界开拓的时候，时代风暴沿着清水江宁静的河水悄然袭来，青马岗的“一方和谐”很快被时代风暴卷入了“腥风血雨”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曾强一家不仅被曾家大院的三少爷曾树礼强行赶出青马岗，而且其大管家曾宜带人血洗青马岗，杀害了曾强妻子、儿子纪田夫妻和他俩的孩子。曾强一家在这场灾难中终于明白：虽然经过一家三代人艰辛耕耘，把青马岗的乱石窝建设成为丰衣足食的“小小乐园”，但是，他们依然并不是青马岗的主人，他们永远是“曾家的仆人”，不仅他们以艰辛求发展的理想被残暴地粉碎，而且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得到保证。
　　
　　《前传》写曾强一家的“青马岗梦”被毁灭，是要指出这一家由普通农民家庭走上“红军家族”之路的“被迫”：家园被毁无处求生；家人被害有仇要报。但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青马岗梦”是推动《前传》叙事的一个原始动机，这个动机的展开，是在为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追求揭示一个深层的精神基础。作者要揭示的是，一代人走上浴血奋战的征程，并不是出于空洞的浪漫情怀，而是百死千难中的“历史必然”。在《前传》里，劫后余生的曾强一家人，无论是追随红军主力在长征之途跋涉奋战的曾强、曾纪耘等父子数人，还是留守故乡坚持斗争的曾强女儿曾纪菊和随同陈毅坚持游击战的曾纪源，在生死危难关头，都会怀念他们的故园青马岗。青马岗不仅留存着他们甜蜜亲情和幸福的梦想，而且也铭记着他们悲惨的家庭遭遇。然而，青马岗的泥土下埋葬着的那匹“追风”大青马，虽然曾强父子都没有见过，只能从曾旺反反复复的讲述中想象它的英姿，它却在曾强父子的心灵中如不死的神骏，时刻张扬着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为生存理想做不屈抗争的生命精神。在《前传》人物群像中，最丰富传神地表现这种生命精神的是曾强，他从一个勤劳聪慧的“农民家长”转变成一个老当益壮的“红军财神”，无不焕发出这种生命精神的昂扬意气。
　　
　　如果说，那座掩埋着大青马的“小小乐园青马岗”寓意着中国农民世代的生存理想，而青马岗的毁灭，则代表着这种理想的幻灭；那么，“长征之途”则是曾强父子等一代人为了寻找重建“青马岗乐园”进行的奉献、牺牲之途。为理想而浴血奋战，为理想而英勇献身，是《前传》下卷书写的主题。那匹驮载过多位受伤红军将士的大红马，在翻越大雪山最后的关口时，终于精力竭尽，无力前行了。大红马自己选择了死亡：它拒绝喂食，冲上峭壁，坠下悬崖，“曾纪耘刚想冲过去救它，大红马已像一团火焰似的，滚下了山崖……开始还能看见它驾着白雪滚落的身影，后来，只剩下了一点红色……”这匹大红马，为救助红军伤员耗尽了体力，不能继续前行即慷慨赴死。它，不就是无数浴血牺牲的红军将士的壮烈象征吗？曾纪耘从这匹大红马身上看到了青马岗大青马的复活。然而，与大青马抑郁地死在清水江畔不同，大红马让自己的生命结束为无畏献身者“惊心动魄的壮烈牺牲”。
　　
　　本文前面指出，《前传》是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时期的“人”的命运。作者用曾强一家等红军将士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宕跌，揭示出“人”的“理想－牺牲”的命运。这部小说的感人力量，就是来自于作者把一代人“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的人生理想，和他们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牺牲的命运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作者没有用传统革命文学的口号、道理来宣传理想，而是让这理想如曾强家人在青马岗艰苦耕耘得来的果实一样，从书中人物的生命磨难中生长出来；与此相应，作者对这一代人为理想而牺牲的描写，不仅写出了他们的慷慨壮烈，更写出了这一代人真诚笃实的人生品格。除曾家父子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陈双贤、吕浩天等形象，都兼具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深厚的乡土气息。他们的成败荣辱、生死存亡，既是时代使然，又是个人性格的结果。比如吕浩天，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红军支队司令员，在陈毅领导下坚守老区打游击三年，最恐怖时期的出生入死都挺过来了，然而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受命前往另一红军游击队传达国共合作的命令，被该游击队司令当作叛徒杀害，而陈毅前往却成功说服了这位司令接受命令。吕浩天枉死于自己人手下，是与他善战寡谋的性格分不开的。
　　
　　据悉，作者绍武先生，年届八旬，年幼时父亲病逝，母亲是抗日烈士，他长大后即投身革命；会林先生，也在少女时代投笔从戎，从一名女中学生成为革命战士。绍武与会林合作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宗旨，不仅是为革命先烈立传，而且是要把他们从先烈们以生命传承下来的不屈的理想精神再次注入到我们的时代。《前传》的感人力量和它的精神分量，来自于它的作者以自己一生奋斗历程鎔铸的理想情怀。换言之，这部叙事平实，语言质朴的小说，以当下文学最为缺少的生命真诚注入作品。《前传》对于当前文学的启示意义就在于，只有真心诚意地坚守理想，作品才能感人至深，才能真正获得读者。
　　
　　《前传》充分表现了两位作者写作的诚意、理想的坚守和历史的责任。这三个品质，是真正伟大的作品所必须的要素，是“没有读者”的中国当代文学缺失的要素。要为中国当代写作求得新兴的活力，必须注入这三个品质。
　　
　　（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04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