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诗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总会迅速地演化成公共事件，最近的比如“羊羔体”所引发的社会热议，使得诗歌再次成为社会生活的焦点之一。日前，在江苏同里举行的第二届“诗歌与公共生活”论坛上，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诗评家，围绕什么是公共生活、诗歌在公共生活中的处境以及诗人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等问题进行探讨。对“诗歌与公共生活”这一话题，诗人们给出了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就像诗人朵渔所说“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有固定答案的话题”。但诗歌应积极介入公共生活，却几乎是与会者的共识，尽管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也存在不同意见。

　　大众为何只有在恶搞诗歌时才有参与的热情？

　　对于近年来被社会热议的由“诗歌”引发的事件，有不少人认为这至少体现了诗歌在公众视野中的回归，是诗歌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体现。但在朵渔看来，诗歌在公共生活中是非常边缘化，非常小众化的，“大众只有在恶搞诗歌的时候才有参与的热情。”他把原因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大众的诗歌修养普遍存在问题，而这不仅由于读者本身的因素，还有许多综合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诗人自身，“公众恶搞诗歌必然是因为他认为有可以用来践踏的东西，他不可能对真正高贵的东西进行践踏。我觉得我们有些诗人还是为公众提供了一些机会，让公众来恶搞诗歌。”

　　诗人李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表示，有时候由于诗人自身的质量，削弱了诗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她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为例说，他们以高贵、优雅的姿态，引领和嵌入了当时的公共生活，诗人在那个时代是响亮的、深入人心的。而近年来我们的诗歌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是浅陋甚至是粗鄙的，为诗歌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如果选择了写作，诗人的这支笔还是应该尽量保持干净和端正，好好写作，忠于内心。那么，诗人的集体荣誉，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散发一些莫名其妙的气味。

　　什么是公共生活？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家共同参与的、每个人都在生活着的生活。可在很多诗人看来，这样的界定过于草率。诗人宇向就很明确地表示：“我觉得我们并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公共生活。”在她看来，既然公共，就应该包含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常识性的权力，比如平等、自由、尊严、个人思想、共同利益、合作、广场等等，可每当走出家门或者上网，每当环顾四周时，基本就是一种私生活、另一种私生活、各种私生活。对于诗人来说，公共生活促成了更深层的内心生活，体现着与世界富有张力又紧张的关系。无论你是否写诗，首先是一个人，要求尊严，要求基本的平等，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与想法，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就会不自觉地进入诗歌，就像时代的现状、一个人的生存困境都会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诗歌里。“所以，我觉得要把诗写好，就必须要做一个有独立头脑并懂得自尊的人。”

　　诗人刘立云也认为，作为诗人用诗发表声音，其中包含怎么表现生活本质的问题。我们是被动生活还是主动生活？我们提供给公众阅读的作品是怎样的？这值得我们思考。他表示，作为诗人，我觉得就应该对公共生活有自己的态度和判断，尽我们所能去反映社会发展中不是规律性的而是“本质”上的一些东西，在浮躁的当下，用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修复社会精神的残缺，哪怕这种声音是微弱的。

　　公共生活如何介入？

　　对于诗人如何介入公共生活的问题，涉及重大题材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涉及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关系，怎么来处理？在诗评家陈仲义看来，这不是写什么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写。1980年代梁小斌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条蓝色的手绢从二楼的阳台飘落下来，意义也是重大的。他以五种不同方式解读这句话，可以作为私密的爱情信物；也可以上升为对历史的拷问；还可以记述蓝手帕飘落的起伏过程，以此表现在个性自由追求中的曲折、动荡、飘摇乃至倒退；还可以作为具体对象或进行非常形式化的处理，“公共与私密其实没有分明的界限。”

　　而在朵渔看来，介入公共生活，其实就是批判。他认为，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公共生活”意味着一个体制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你要想介入公共生活，你就必须介入体制。“介入”并非参与，而是干预。在当下，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否则他的写作就是无效的。这应该是常识。但是，体制的力量太过强大，一些犬儒主义的模糊论调（比如艺术至上，比如混淆公共生活与体制的关系）使作家们变得暧昧起来。为什么要暧昧？因为利益，因为平庸。必须明确，必须面对，这就是我的态度。你介入它，其实就是批判它。

　　此次研讨会由《人民文学》杂志社、江苏吴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舒婷、雷抒雁、叶舟、梁晓明、黄礼孩、田禾等参与研讨。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人民文学同里创作培训基地”挂牌仪式。自此，《人民文学》将在同里展开系列活动，邀请中国作家走进同里、感受同里、抒怀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