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昨天首次为作家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除毕飞宇身在国外没能出席外，张炜、莫言、刘醒龙、刘震云一齐坐在发布台上，介绍创作过程，回答记者提问。

　　因为此前茅盾文学奖评选机制遭遇的质疑，使得这次见面会多了一些“回应”的成分。但现场记者稍显遗憾的是，4位获奖者似乎并非回应质疑的真正主体。

　　■莫言：

　　文学评奖只能做到相对公正

　　自我介绍创作：“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社会，关注他人，批判现实。我们一直在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恶，但很少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念，要把自己当成罪人来写，他们有罪，我也有罪。当某种社会灾难或浩劫出现的时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必须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值得批评的事情。《蛙》就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认为《蛙》在我11部长篇小说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莫言的获奖作品《蛙》，体裁上不是他以往擅长的小说，而是话剧。有声音认为其艺术成就没有超过他的以往作品，甚至认为他这次获奖是奖给作家，而不是《蛙》这部作品。对此，莫言回应说，对于自己文学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即便是62个评委，他们对作品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六轮七次投票，那么多争论和讨论，说明文学作品是由个人经验、个人经历所决定的，有很大的差异性。莫言自己对《蛙》是满意的。他过去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自己的长期写作目标，莫言希望作品无论是结构还是思想，甚至使用的语言上，都应该和已经写出的小说有所区别，《蛙》基本达到这一目标。

　　对于本届的评奖机制，莫言认为，大评委、实名制等改革对文学本身来说是很好的。因为文学正在逐渐边缘化，这次评奖变成了万众瞩目的事件，本身也是一种提升。他个人认为，本次评奖公开是肯定的，透明也做到了，但公正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文学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作品，两个人可能会给出截然相反的看法。要做到人人满意、读者满意、作者满意，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相对公正。”

　　■刘震云：

　　中国作家要获诺奖评审要看中文

　　自我介绍创作：“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这次评奖方法和规则的改变，我觉得归结起来是一个词——民主。我觉得文学不但经过了文学的洗礼，也经过了民主的洗礼。如果不是评选办法的改变，我觉得我们五个未必能获奖。……作者说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书里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的写作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个作品和茅盾文学奖结合起来，就是一句话：民主和自由。”

　　在回答美联社记者“中国作家获诺贝尔奖的挑战”时，刘震云表示，中国作家如果想尽快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要改一条评审原则：以中文为标准。因为现在的评审语言是瑞典文、英文、法文等其他语种，中国作家如果评上的话，评的肯定不是作家，而是翻译。“我接触过很多（国外的）汉学家，对中文的理解有多深，我表示怀疑。但是我读过许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们，在座的一点不比他们写得差。”

　　同样是回应“文学作品商业化”的问题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的刘震云表示，自己清楚地知道小说和影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奔跑的姿势、速度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非常不一样。”影视对于文学极大的作用，是可以给清贫的作者提供另外一个补贴家用的途径，使他生活得非常有自尊，“来北京了，我请他吃饭，我觉得不寒碜，这一点我觉得比其他的要重要。”刘震云还提出，今年获茅盾文学奖的五个人都很商业，孔子、李白、杜甫、李清照、曹雪芹、施耐庵、蒲松龄等古代作家也都是商业的。好的文学一定是畅销的，时间对作品的考验就是畅销与否。50年之后如果作品一个读者都没有，说是好作品那是自欺欺人；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那就是畅销，就是好作品。“我觉得商业不是一个坏词”。

　　对于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刘震云直言：“我一直对女的充满了感情，能够深入地认识，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过去的作品主人公都是男的，下次要写女的，希望能够写得让女读者特别喜欢。”

　　■张炜：

　　本届评奖机制透明公开

　　自我介绍创作：“《你在高原》这本书我花了很长时间写作，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22年，如果把构思的时间算在内，时间就更长了。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次文学的马拉松。”

　　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制度与往届比有了显著变化，试行实名投票和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大评委制、初终评一贯制，设置提名作品、评委名单和评选日期提前公布，各轮评选结果及时公布，纪检和公证监督等制度。对此张炜表示，自己从30多岁开始就多次有作品入围，但一直没得奖。而本届的评奖机制透明、公开，有了这个基础就能做到公正，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大概有上万部作品在那里，可是只评出五部，有很多好作品和作家不能入选，这是一个现实，遗憾在所难免。如果本届的评奖机制不变，好作品得奖的几率一定会越来越高。张炜希望下一次茅盾文学奖评选要加强今年的做法，而不要减弱。

　　有媒体记者提出，1988年获茅盾文学奖的《平凡的世界》在普通读者中阅读率非常高，而现在网上对本届评奖参与评论的网民中，95%没有读四位作家的作品。对于这一现象，张炜表示，《平凡的世界》获奖后有更多人读了，这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内形成的现象。市场和文学性、文本的价值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不能够统一的。有时候积累起来的读者更可靠，有一哄而上的反而不一定那么重要。至于很多人说《你在高原》这么长，怎么读？“我发现，读者一般是不问的，问的人一般是不读的。”张炜说。

　　■刘醒龙：

　　写个中篇小说不够请人吃顿饭

　　自我介绍创作：“《天行者》这部小说是我在营造心灵的故乡。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和姐姐挑进山里了，我们家在山里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一直特别在意，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树，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里，所以很多年都在寻找，包括我通过文学一直在发现自己的情感之根究竟在哪里。”

　　刘醒龙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天行者》是为中国农村民办教师这个群体树碑立传的。刘醒龙能从人群中一眼认出谁是民办教师，因为他们“只要在乡村行走，眼神会散发出卑微或者是卑谦，这种眼神和乡村干部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种孤傲，但孤傲背后可以看出卑微”。

　　刘醒龙认为，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几乎都是由400多万民办教师完成的，所以他在小说里把这些人称为没有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不只是民办教师，其他父老乡亲，包括工人、农民等其他方方面面的阶层也都是这样，“他们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当你回过头看的时候才发现，如果缺了他们，我们的历史是延续不下去的。”

　　在回应“文学作品商业化”的问题时，刘醒龙坦率呼吁，希望借媒体的话语权替作家们争取更高的稿费标准：“好不容易写一个中篇，挺难的，结果还不够请人吃顿饭，在武汉差不多，在北京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还得交税。物价涨了那么多，通货膨胀那么厉害，稿费多少年没有人加，而且这个标准是国家制定的，很不合理。”

　　■文/本报记者雷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