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广大读者，鲁迅一向抱着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但是却又反对作家无前提、无原则、无分析地盲目迁就乃至迎合读者。在文学大众化的潮流中，鲁迅意识到，当“大众”也成为一种时髦时，一些庸俗、低俗的东西也会打着“大众”的旗号招摇过市，甚至风行一时；一些作家也会因为媚俗和趋利而忘记文学的责任。正因为如此，鲁迅坚决反对单纯依据读者多少、流行与否来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在《文学和出汗》一文里，先生敏锐而俏皮地问道：“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得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一再坦言：文艺家不是“大众的戏子”，而是“引路的先觉”。他谆谆告诫作家：“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的大众化》)鲁迅讲述这些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然而，中国社会却在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大众狂欢的语境。此时此刻，我们重温先生的相关论述，不仅依然意味深长，而且照旧振聋发聩，其种种观念和主张既发人深省，又启人深思。于是，我们又一次懂得了鲁迅何以伟大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