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骆以军的采访是在四月的一个下午,地点就定在香港浸会大学一间小小的会议室,时逢他受浸会大学之邀,作为“驻校作家”在港举办一系列的讲座、聚谈。午后的阳光斜映入窗,迎面是骆以军的侧面,而躲开光影的另外一侧,是他谈起的细密的小说梦境。小说家粗犷的外貌与温软的台湾“国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可无论趋向其中任何一极,都很难与他小说中隐含的“暴力”径直去联系。
他喜欢比喻,几乎每一段话都用很多种意象来映射,那些意象往往是猛烈而暴戾的,比如狮子,比如倒转的金字塔尖,比如瞬间加速到最快的引擎。他说起从前在台湾乘高铁去做演讲,看着车上通勤的人们,好像一起在一个塑料(11870,85.00,0.72%)胶囊里睡。曾经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坦言,“暴力是我核心的驱动力”。
2010年的夏天,四十五万言的《西夏旅馆》为他赢得了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第三届“红楼梦奖”。前两届的得主是贾平凹和莫言,而骆以军的获奖,是台湾作家首次折桂。小说的背后,隐喻着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命运、历史和身份认同。“1949年的逃亡,于我父亲那一辈是一个噩梦,我是他噩梦中生下的儿子。”骆以军说,语意间不无萧瑟。《西夏旅馆》即将在大陆出版,这是他第一部简体字版的小说。出版社挑选这部作品时,他还没有拿到“红楼梦奖”。他十分谦逊,笑言多亏梁文道的鼎力推荐,于他,这是“知遇之恩”。
想写1949年父辈的逃亡
时代周报:好像在写《西夏旅馆》之前,你有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
骆以军:我大概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一度进入一种很好的状态,几乎一到两年就写一本长篇。如果把那时候的我比作一辆跑车,自己都觉得引擎的转速非常高,就像年轻的狮子可以瞬间加速去扑袭。而且我的小说没有一本是重复的。我扑袭、包抄的对象,每本都不一样。我的同业也会觉得我很恐怖,很有爆发力。可是后来就遇到种种经济问题,父亲生病,太太忧郁症,我就停了下来。从2003年到2005年,大概三年,都没有交出长篇来,转去给杂志写专栏,来缓解经济压力。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想要写《西夏》?
骆以军: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宁夏的时候,就起了写《西夏》的想法。《西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蒙古人灭西夏,只有一支党项的骑兵队逃出来,他们越过洮河河谷往西南跑,一直跑到四川西康那边。我在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1949年的逃亡,他们的噩梦。我想把1949年发生的事附会到西夏的故事里。后来又写到西藏,放入我的朋友、台湾导演戴立忍家的故事。他父亲离开大陆的路线就跟党项的那个骑兵队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进藏了,跨过喜马拉雅山到了印度。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做了一个重叠,写了《西夏旅馆》。
时代周报:听说你写的时候遭遇了忧郁症。
骆以军:是这样。起初我想写成像塞尔维亚小说家帕维奇写的《哈扎尔辞典》,他伪造了一个哈扎尔族,编了一个辞典体,但内容都是虚幻的,非常牛逼(笑)。我也想这样。西夏这个王朝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些文字、器皿、佛像,文字也不过是一点佛经,再有就是宋史、辽史里记录到的当时西夏发生过的战争。我觉得可以伪造一个辞典,里面是魔怪的、魔幻的。可是开始写以后才发觉,它的规格是我之前从没有遇到过的。文字上、结构上的发展,都超出了我当时可驾驭的范围。我是牡羊座嘛,急行军,爆发力很强,但不是一个续航力强的创作者。《西夏》写了才四五个月,忧郁症就发作了。
时代周报:听说当时还很严重。
骆以军: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忧郁症,治疗时间很长,用了9个月。现在的药很好,不会让人down下去,不会被吞噬,但人本来的一种尖锐感也丧失了。那种尖锐感所动员的疾速,是跑车引擎发动到最高,转速到最高,小说才能瞬间冲到的地方,就像电影《TheBigBlue》,人要潜入海底最深处,到鼻血都流出来,才能看到那个不可能的景观。所以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可以写专栏,写书评,但几次想回过头写《西夏》,都不行,转不动了。后来这几年,我自己觉得像赛车引擎爆了,以前时速可能每小时300,现在掉到250,还要骗自己去催速,催到那个地方,可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要到哪,就到哪。这个时候就要靠很强的自我管控、自我的意志力。
写小说就是到地狱偷拿东西
时代周报:这次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安排了很多场讲座,但你好像每场都很紧张。
骆以军:我的体质就是这样,面对演讲、访谈就会非常紧张。这些年在台湾,到处去做演讲,讲完就很开心,可是进去之前就像要去杀头,就要不停地抽烟。
时代周报:好像很多写作者都是这样,可以写很长的小说,但面对人群去表述的时候会非常不自在。
骆以军:像台湾书店每年年终开party,找出版社、作家来聚一下,这种场合通常我都不敢去,觉得很怕。天心讲过,说我全身都是敏感带。其实我没有办法到办公室上班也是这样,因为我可以快速解读人与人间精密的讯息,比如三四个人在场,我会感觉到谁强谁弱,谁跟谁在相互伤害,那我就会想让大家都开心。如果对象是唐诺、天文这些我特别尊敬的人,同时在那,我觉得我的脑子马上就会炸开(笑)。
时代周报:这种敏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写小说慢慢训练出来的?
骆以军:我觉得我从小就比较敏感,当然后来写小说,更加训练了对讯息的接收。像我的一个有点流氓气的长辈,经常会拉我去喝酒,给我讲一些江湖人情世故,这个对我来讲是学习,哪些话不要那么直,很多话背后细微的层面,都要学习。
时代周报:可是这种学习又加大了对讯息的接收量,可能又增加了日常生活的痛苦。
骆以军:可我是一个写作者嘛,就是要让自己去受伤。事实上,现在西方定义的现代小说绝对是违反古典人性、违反古典物理学的。像卡夫卡、博尔赫斯他们的作品,他们脑袋里要承受的复杂的纬度,如果在古代,人一定会疯掉。现代职业运动也一样。本来古典时代的人打篮球,就是大家开心,投篮就好,可是现在的NBA是要挑选人出来打,搞到人要飞上去扣篮。那么,要保持这样的巅峰状态,这个人不止要在肉体上做高度的训练,还要掌握更专业的技术,要有非常强的心理素质。所以,作为一个现代西方定义的职业小说家,本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头伸到地狱去偷拿东西。这种时候,身体大半部分的重力已经倾斜,一不小心可能就“砰”,被吸掉了。但要多偷一点,只能去受损伤。写作于我,是不可抗拒的所在。
对大陆60后作家没有印象
时代周报:刚刚你提到经济压力。台湾作家的收入状况是怎样的?
骆以军:大家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过去十年,台湾主要的文学市场几乎全部是翻译小说。像朱天文、朱天心这样的长辈,那个年代可以有二十几万本的市场销量,但我现在有一万本就不错了,到下一辈的作家可能只有一两千本。对他们来说,即便每年能出一本不错的长篇小说,最后拿到的版税折合人民币不到 |